第270章 从先进于礼乐：重本务实的哲思（1/2）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中这句对话，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孔子对礼乐本质的深刻洞察——先掌握礼乐而后拥有相应地位的人，多是出身民间的“野人”；先有地位而后学习礼乐的人，多是贵族出身的“君子”。但若是选择任用，孔子却明确表示“吾从先进”。这并非简单的身份评判，更不是对贵族的否定，而是将对礼乐本质的认知、对实用价值的推崇、对“先修而后立”的认可，悄悄融入对“先进”与“后进”的选择里。在注重形式、易失本质的现代社会，我们重读这句箴言，仿佛能看见孔子面对弟子追问时坚定的神情，听见他阐述选择“先进”时的恳切言辞，也开始思索：在纷繁复杂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能找回那份藏在“从先进”里的重本质、尚务实、修己以立的智慧？

一、记忆里的“重本之景”：爷爷的“务实为先”与“修己而立”的朴素坚守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宁静的村落里度过的。那时的乡村，没有复杂的礼仪规范，却有着代代相传的处世准则——做事重本质、做人尚务实，先修自身本领，再谈立足成事。而“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所蕴含的“重本质、尚实用、修己而立”的精神，就藏在爷爷日常的言行举止里，藏在“学本事在前、论身份在后”的朴素规矩中。

记得我八岁那年，村里要选一位负责管理灌溉水渠的人。水渠关乎全村的农田灌溉，人选至关重要。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村里的老会计，出身“书香门第”，祖上曾是当地的小地主，平日里说话做事讲究“规矩”，总爱摆些“体面”的架子，却对水渠的修建、维护一知半解；另一个是村里的老石匠，出身普通农家，常年在田间劳作，手上满是老茧，不善言辞，更不懂什么“体面”，但他从小跟着父亲参与水渠修建，对水渠的走向、闸门的调节、漏洞的修补了如指掌。

选人的时候，不少村民觉得老会计“身份体面”，适合做“管理者”；而爷爷却力挺老石匠。他对村民们说：“选管水渠的人，不是看谁体面、谁出身好，是看谁真懂水渠、能管好水渠。老石匠从小跟水渠打交道，哪段容易漏水、哪处闸门要怎么调，他比谁都清楚。让他管水渠，咱们的庄稼才能有水浇，这才是正经事。”在爷爷的劝说下，村民们最终选了老石匠。

后来的日子里，老石匠果然没让人失望。每到灌溉季节，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巡查水渠，遇到漏洞，亲自带着工具修补；遇到村民对灌溉时间有疑问，他耐心解释，根据农田的位置、作物的需求合理安排灌溉顺序。那年夏天，村里遭遇了一场干旱，正是靠着老石匠对水渠的精心管理，全村的庄稼才没有减产。我好奇地问爷爷：“爷爷，为什么您觉得老石匠比老会计合适呀？”爷爷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说：“做人做事，得先有真本事，再谈别的。老石匠是先懂了水渠的‘门道’（就像‘先进于礼乐’），才来管水渠；老会计是先想着‘管水渠’这个身份（就像‘后进于礼乐’），却不懂真本事。咱们过日子，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光有体面的人。”

还有一次，村里要办一场庙会，需要有人负责组织安排。村里的一位“文化人”主动请缨，他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还总爱讲些“礼仪规范”，说要把庙会办得“有模有样”。可他提的方案里，尽是些“搭彩棚要多气派”“请戏班要多有名”的想法，却没考虑到庙会的安全保障、摊位的安排、村民的实际需求。爷爷看了方案后，对他说：“办庙会是为了让村民们热闹热闹，祈求来年丰收，不是为了‘气派’。得先想清楚，怎么安排摊位才不拥挤、怎么保障老人小孩的安全、怎么让大家都能方便地参与活动，这些实在的事做好了，庙会才算办得好。”在爷爷的建议下，“文化人”调整了方案，多了些务实的安排，少了些虚浮的讲究，那年的庙会办得既热闹又有序，村民们都很满意。

小时候的我，不懂爷爷为什么总“偏向”那些“没身份、却有本事”的人。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爷爷的“务实为先”，正是对“先进于礼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最朴素的践行。他的“选老石匠管水渠”，是重本质、尚实用；他的“劝文化人改庙会方案”，是弃虚浮、求实在。那份藏在“重本之景”里的对真本事的尊重、对务实的推崇，比任何大道理都更能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意义。

二、历史长河中的“重本之道”：从先秦到明清的尚实与修己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的选择，并非一时的偏好，而是对先秦时期“重本质、尚实用、修己而立”精神的继承与升华。在古代，无论是治国理政、人才选拔，还是个人修养、文化传承，皆强调“先修其本，后立其名”——“本”是真本事、真德行，“名”是身份、地位、形式；先有“本”，再谈“名”，方能行之有效、立之长久，而“重本务实、修己以立”则是这一思想的核心。

根据《尚书?大禹谟》记载，早在大禹时期，人们就已懂得“重本务实”的重要性。大禹治水时，不追求“治水英雄”的虚名，而是亲自走遍天下，勘察山川地形，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提出“疏川导滞”的治水理念，带领民众开凿河道、疏通洪水，历经十三年，终于平息水患。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了“体面”，而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苦难。大禹的治水实践，正是“先修其本（掌握治水之法），后立其名（成为治水英雄）”的典范，也为后世“重本之道”奠定了基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本务实、修己而立”成为诸子百家共同推崇的理念，而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选择，更是将这一理念与“礼乐”文化深度结合。在孔子看来，礼乐的本质是“规范行为、涵养德行、维系社会秩序”，而非单纯的“形式讲究、身份象征”。“先进于礼乐的野人”，是先掌握礼乐的本质（规范行为、涵养德行），再拥有相应的地位；而“后进于礼乐的君子”，是先拥有地位，再学习礼乐的形式，容易陷入“重形式、轻本质”的误区。因此，孔子选择“从先进”，本质上是选择“重礼乐之实，弃礼乐之虚”。

孔子的弟子中，不少人都是“先进于礼乐”的代表。比如子路，出身贫寒，早年“好勇力，志伉直”，不懂什么贵族礼仪，但他跟随孔子学习后，逐渐掌握礼乐的本质，懂得“仁者爱人”“义者循理”，成为孔子最得力的弟子之一。再如冉雍，出身“贱民”之家，曾被人嘲笑“父为贱人，子不可为君子”，但他“仁而不佞”，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先修“仁”之本，再学礼乐之仪，最终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称其“可使南面”（可以做一方诸侯）。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更是将“重本务实”推向极致。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形式主义，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人才选拔上，墨子主张“尚贤”，不管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只要有真才实学、能为天下谋利，就应得到任用，这与孔子“从先进”的理念一脉相承。墨子曾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正是对“重本务实、任人唯贤”的最好诠释。

汉代时，“重本之道”进一步与治国理政、人才选拔相结合，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汉代的统治者重视“重农抑商”，因为农业是国家的“本”，商业是“末”，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在人才选拔上，汉代实行“察举制”，注重选拔“孝廉”“秀才”等有真德行、真本事的人，而非单纯看出身。比如董仲舒，出身普通家庭，却潜心研究儒家经典，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代的思想统一、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得到汉武帝的重用。

唐代是“重本之道”的鼎盛时期，文人墨客、政治家皆将“重本务实、修己而立”融入思想与实践中。唐代的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关注民生疾苦，注重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形式优美”，而是因为他的诗歌贴近现实、反映本质，体现了对百姓的关怀、对社会的思考。唐代的政治家魏徵，出身贫寒，却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与直言敢谏的品格，得到唐太宗的重用。他不追求“官位体面”，而是专注于“为君分忧、为民谋利”，多次劝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推动“贞观之治”的出现。魏徵曾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提醒唐太宗重视“民心”这一根本，而非沉迷于“皇权”的虚名。

明清时期，“重本之道”依然被人们重视，成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准则。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在哲学与军事实践中皆体现出“重本务实”的智慧。在哲学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理论）与“行”（实践）的统一，反对“知行脱节”的虚浮学风；在军事上，他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时，不追求“军事家”的虚名，而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制定务实的战略战术，最终一举平定叛乱。清代的康熙皇帝，在治国理政中也注重“重本务实”，他重视农业生产，亲自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番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他重视人才选拔，不拘一格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比如陈廷敬、张廷玉等，皆出身普通家庭，却凭借自身本事成为朝廷重臣，为清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大禹治水的“疏川导滞”到康熙推广高产作物，从孔子“从先进”的选择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重本之道”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形式在变，领域在变，但“重本质、尚实用、修己而立”的核心从未改变。“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句箴言，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华民族“重本务实”智慧的大门，让这份古老的处世哲思，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传承、升华。

三、不同地域的“重本习俗”：务实尚实的多样表达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本习俗”。这些习俗或与农耕相关，或与手工艺相连，或与生活日常呼应，虽形式各异，却都蕴含着“重本质、尚实用、修己而立”的核心智慧，是“先进于礼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精神在民间的生动落地。

（一）东北的“重技轻名”：以艺为本，务实立身

东北的黑土地孕育了豪爽、务实的民风，在民间手工艺与技艺传承中，“重技轻名”是典型的重本习俗。东北人认为，手艺的本质是“能做出好东西、能解决问题”，而非“名声响亮、身份体面”，无论是木匠、铁匠、皮匠，皆以“技艺精湛”为荣，以“虚浮名声”为耻。

在东北的农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老木匠，姓王，村里人都叫他“王木匠”。王木匠出身贫寒，没读过多少书，不会说什么“体面话”，平日里穿着朴素的工装，手上满是老茧，但他的木工活却做得极为精湛——他做的家具，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榫卯结构拼接，既结实又美观；他做的农具，比如锄头、镰刀的木柄，根据使用者的手掌大小、用力习惯量身定制，用起来格外顺手。

有一次，城里的一位“收藏家”找到王木匠，想请他做一套“仿古家具”，并承诺给很高的报酬，还说要把他的名字“刻在家具上，让更多人知道他”。可王木匠了解到，这位收藏家要的“仿古家具”，只是追求“外观像古家具”，却不注重木材的选择、榫卯的精度，甚至要求“简化工艺，快点完工”。王木匠当场拒绝了，他说：“我做木匠，是要做出结实好用的东西，不是做个‘样子’给人看。你要的是‘虚名’，我要的是‘真手艺’，咱们不是一路人。”

在东北，像王木匠这样的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先修技艺”（如“先进于礼乐”），再谈“立身”，不追求“名声”“身份”，只专注于把手上的活做好。东北的老人们常说：“手艺是安身立命的本，名声是虚头巴脑的影。有本在，走到哪都饿不着；没本在，再大的名声也没用。”这种“重技轻名”的习俗，体现了东北人对“技艺本质”的尊重，也展现了他们“务实立身”的重本智慧。

（二）江南的“重质轻形”：以品为本，务实兴业

江南的水乡气候湿润，工商业发达，在传统商业与手工业中，“重质轻形”是典型的重本习俗。江南人认为，商品的本质是“品质优良、能满足需求”，而非“包装精美、宣传响亮”，无论是丝绸、茶叶、瓷器，皆以“品质上乘”为核心，以“虚浮包装”为忌。

在江南的苏州，有一家传承了三代的丝绸作坊，名叫“瑞福祥”。作坊的主人姓陈，从爷爷那辈开始做丝绸，始终坚持“重质轻形”的理念。他们选用的蚕丝，都是亲自去蚕农家里挑选的优质桑蚕丝，每一根都要经过“手剥”“水煮”“晾晒”等多道工序，确保蚕丝的光泽与韧性；织绸的工匠，都是有着十年以上经验的老工匠，每一寸丝绸都要经过“经纬校准”“密度把控”等严格流程，确保丝绸的平整与耐用。

相比之下，作坊的包装却极为朴素——用的是普通的棉纸，上面只印着作坊的名字与地址，没有华丽的图案，也没有夸张的宣传。有人曾建议陈老板“改进包装，多做宣传，把名声打出去”，陈老板却笑着说：“买丝绸的人，是为了穿得舒服、用得长久，不是为了看包装。咱们把丝绸的品质做好了，客户自然会来；要是品质不好，再漂亮的包装也没用。”

正是靠着“重质轻形”的理念，“瑞福祥”的丝绸在当地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不少客户都是“回头客”，甚至有人从外地专门来买他们的丝绸。江南的商人常说：“做生意就像做人，品质是根，名声是叶。根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根要是不牢，叶再茂也会掉。”这种“重质轻形”的习俗，体现了江南人对“商品本质”的尊重，也展现了他们“务实兴业”的重本智慧。

（三）西北的“重能轻位”：以力为本，务实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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