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踩高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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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的“太平鼓高跷”则代表了西北风情。鼓手踩着高跷击鼓而舞，鼓声沉雄，跷步稳健，展现着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坚韧。

南方的高跷相对少见，但并非没有。福建漳州的“竹马高跷”、广东潮汕的“英歌高跷”，则体现出南方民间艺术细腻、轻灵的一面。潮汕高跷艺人能在跷腿上表演“采茶扑蝶”，动作柔美，与北方高跷的刚猛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说，有庙会的地方，就有高跷；有高跷的地方，就有一种属于那片土地的“魂”。它不是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整个农耕文明在节庆时刻的共同心声。

辉煌与落幕，高跷的巅峰与退潮。

踩高跷最辉煌的时刻，无疑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庙会与走会。

据《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年间北京妙峰山庙会，高跷会多达四十九档，从山脚排到山顶，蜿蜒数里。每档高跷队前有旗手、锣鼓手开道，后有丑角、旦角压阵，中间是踩着高跷的“十二钗”“八仙”“西游人物”。沿途百姓夹道，鞭炮不绝，甚至有富户将银元系于竹竿之上，悬在门楣，让高跷艺人“跃而取之”那瞬间的惊险与喝彩，构成了那个时代最鲜活的民间狂欢图景。

民国时期，尽管战乱频仍，高跷却在商业化都市中找到了新的舞台。上海大世界的游乐场里，高跷艺人每日演出三场；天津“三不管”地带，高跷与相声、摔跤同台竞艺。1930年代，着名高跷艺人“云里飞”王永福录制了中国第一张高跷表演唱片，那吱吱呀呀的跷步声与锣鼓点，成为那个时代最奇异的“都市之声”。

然而，辉煌的另一面，是无可挽回的落幕。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庙会文化式微，踩高跷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更致命的是传承链条的断裂。老艺人相继离世，年轻人不再愿意花费数年时间练习“站跷”“走跷”“跳跷”这些枯燥且危险的基本功。纪录片《手艺》第四季中，山西一位老艺人对着镜头叹息：“我教了三个徒弟，两个去城里打工了，一个摔断了腿，再也不来了。”

进入21世纪，踩高跷虽被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获得了“保护”的身份，却难掩“博物馆化”的困境。许多地方的高跷表演只剩下春节期间的“应景式”展演，动作简化、剧目减少、观众寥寥。2018年，笔者在豫北某村观看高跷表演，全场只有七位艺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观众不超过三十人。一位老人踩着跷腿在空荡荡的村广场上转了一圈，锣鼓声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

这是许多民间技艺的共同命运：从“活态传承”变为“遗产展示”。但踩高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活”恰恰在于那悬空的一瞬一旦脚不常离地，腿不常绑木，那种“离地三尺”的神奇便消失了。

招牌动作，空中书写的身体美学。

踩高跷之所以能在千百年间令人着迷，与其独树一帜的招牌动作密不可分。这些动作既是技艺的展示，也是情感的表达，更是中国民间身体美学的集中体现。

“金鸡独立”是最基础也最考验功力的动作。一人单脚踩在跷腿上，另一条腿高高抬起，双手合十或持扇，身体纹丝不动，宛如一尊悬空的雕塑。在影视解说中，这一动作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的“定力”与“孤绝”。电影《千里走单骑》中，高仓健饰演的父亲在云南看高跷表演时，镜头给了“金鸡独立”一个长达十秒的特写——那片刻的静止，胜过千言万语。

“仙人过桥”则更具叙事性。艺人踩着高跷走过由两块木板搭成的“桥”，走到中间时突然一个踉跄，身体前倾，眼看就要坠落，却在最后一刻稳住重心，继续前行。这一动作在河北武高跷中被称为“险步”，观众的心也随之起落。它代表的是一种“化险为夷”的哲学——脚下的路看似摇摇欲坠，但只要节奏不乱，终能渡到彼岸。

“倒挂金钟”是武高跷的绝技。艺人身体后仰，双手撑住跷腿，头朝下、脚朝上，整个人呈倒立状前行数步。这一动作需要极强的核心力量与平衡感，稍有不慎便会头触地面。在山西原平凤秧歌中，“倒挂金钟”常配合唢呐的高亢旋律，营造出“天地颠倒”的奇诡氛围。

“高跷劈叉”则是力量与柔韧的极限结合。艺人踩着高跷，双腿缓缓向两侧滑开，直至臀部接近地面，形成“一字马”，然后再缓缓站起。这一动作在影视中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的“刚柔并济”。电视剧《红高粱》中，九儿站在高跷上劈叉的镜头，成为全剧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悬空的一字，既是身体的极限，也是角色的绝唱。

此外，还有“跳跷”踩着高跷原地跳起，双脚同时离地，落地时发出沉闷的“咚”声；“单腿跳行”单脚跷腿连续跳跃前进；“跷上旋子”原地旋转如陀螺。这些动作共同构成了踩高跷的“身体语言库”，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一段口传心授的传承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流派对动作的命名与审美各有侧重。中原高跷重“稳”，动作舒缓如行云流水；东北高跷重“浪”，动作张扬热烈；河北武高跷重“险”，动作惊心动魄。这种地域差异，恰恰是踩高跷生命力的体现它不是一套僵化的程式，而是一棵在不同土壤中长出不同枝叶的大树。

尾声，悬空的脚步，落地的思考。

当我在深夜写下这些文字时，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些影像碎片：老艺人绑跷腿时的专注、踩上跷腿后第一次颤巍巍的站立、锣鼓响起时的昂首阔步、以及暮色中卸下跷腿后的疲惫与释然。

踩高跷，从春秋战国的祭祀场，走到唐宋的宫廷百戏，走到明清的庙会狂欢，再走到今天的非遗名录。它像一位穿越千年的舞者，脚下的跷腿从三尺长到七尺，从实木变成铝合金，但那份“离地而生”的渴望却从未改变。

然而，当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高跷表演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活着的传统”，还是“被展示的遗产”？当锣鼓声落、人群散去，那些绑在脚上的木跷，是会被小心收进樟木箱，还是被遗忘在墙角？

或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有一群人，踩着高高的木跷，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走出了一条“悬空之路”。那条路不属于任何朝代，也不属于任何地域，它属于所有不甘于“脚踏实地”的想象力。

正如那位郭德顺老人所说：“踩高跷的人，脚是离地的，但心是贴地的。”贴地的心，惦记着土地的温度；离地的脚，追逐着天空的自由。这或许就是踩高跷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在悬浮的时代里，如何保持平衡，如何继续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