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龙虎际会（1/2）

公元1084年正月，也就是在西夏发动所谓的“八十万大军”围攻兰州惨遭失败之时，北宋的第一才子苏轼的命运齿轮再次被拨动。此时担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被朝廷转任为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在上呈朝廷的谢表里说自己在常州有田产，所以他希望朝廷能让其转任常州，神宗皇帝最终成其所请。

神宗在这个时候调动苏轼并且是将其往京畿之地调动其实有他的个人私心思在里边，那就是他想在自己驾崩前将苏轼这个“政治犯”重新予以重用。不过，苏轼这会儿当然不会知道神宗已经时日无多这个最高的国家绝密消息，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后来时常为此而嗟叹不已。

早在曾巩即将去世前神宗就想起用苏轼，那时候的苏轼早就是天下闻名的文学大师且是最当红的那一个。在神宗看来苏轼外贬了这么多年应该在政治上和个人心性上成熟了很多，这一点从他这些年的诗词中就能得到很明显的体现，为此神宗决定召苏轼回京主修国史。

神宗此举的出发点是好的，可这也确实让身为当朝首相的王珪感觉颜面扫地。修国史这事在有宋一朝那基本上都是宰相的活儿，神宗这样做不就是在赤裸裸地羞辱王珪吗？王珪若论才情确实不如苏轼，可整个大宋三百多年里甚至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又有几个人敢说他能在文学才华上比肩苏轼？况且王珪怎么说也是当年的科考三甲，其排名甚至还压了宋朝另一位文学大师王安石一头，人家也是从翰林学士这个位置上辛苦爬上来的，神宗让苏轼来修国史让王珪情何以堪？除了王珪，宋朝的另一位宰相蔡确在这事上面的处境也是相当尴尬。因此，神宗在御前会议上说出让苏轼来主修国史之后遭到了在场大臣的一片冷遇，王珪和蔡确两位宰相都面露难色但又不好开口驳了皇帝的这个提议。

见此情形，神宗只好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用曾巩来修国史吧！”

遗憾的是，曾巩也负了神宗的这份期待，但这不能怨他，因为病重的曾巩这时候也没多少时日了。转来转去，神宗还是决定起用苏轼并让其先以本官兼知江州，有了这个政治身份之后神宗下一步便可以将苏轼名正言顺地调入京城为官。不曾想，群臣对此都没什么意见，但唯独平日里在皇帝面前最为听话最为懂事的王珪这时候却独立潮头怎么也不肯同意神宗的这个决定。

王珪的理由是苏轼不但思想有问题（铁杆保守派），而且还写诗诅咒过当今皇上。他具体拿出了苏轼的一句诗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王珪说道：“苏轼有句诗是这样说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飞龙本在天上，可苏轼却说自己要去向趴在地上的蛰龙求知，他这难道不是在诅咒陛下吗？”

神宗听到这话不禁一皱眉，说道：“诗人写诗而已，你怎么可以如此过分解读呢？”

眼看神宗没上套，王珪一时语塞。这时候一旁的章惇见王珪这摆明了是要蓄意陷害自己的落难好友便站出来替苏轼说话。他说：“龙这个字又不是只有君王才能专用，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都可以用，而且也可以随便说，为何苏轼就不能呢？”

神宗一拍大腿，说道：“对啊！诸葛亮不是就自号卧龙先生吗？”

皇帝陛下都这样说了，王珪也就此被顶得哑口无言。走出宫门，章惇仍然对王珪之前的行为难以释怀，他对王珪说道：“王相公，你刚才那样说苏轼是想诛他全族吧？”

王珪可不想被人戴这么大一顶臭帽子，他连连摆手，说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御史中丞舒亶说的。”

面对眼前这个一副胆小怕事但又手段阴险的老家伙，章惇“以下犯上”地对当朝首相恶狠狠地回道：“难道舒亶说什么都是对的吗？那他嘴里的唾沫你怎么不也去吃一口啊？”

说完，章惇甩手扬长而去。王珪立在章惇身后吹胡子瞪眼差点没背过气去，可他不管怎样就是坚持反对起用苏轼。神宗于是稍微让了一步，他不让苏轼做江州知州，而是让其主管江州的太平观，但王珪还是不同意。总之，他反对的就是激活苏轼的政治生命，神宗无奈之下只得妥协。苏轼仍然是团练副使，但却从湖北被迁移到了河南的汝州，于是这就有了上面的苏轼奏请前往常州任职的事。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将是北宋历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广为流传的千古佳话。

这一年的苏轼已经是四十七岁了，他在接到朝廷同意其转任常州的诏命后便欢欢喜喜地启程赴任，相比黄州，地处江南的常州无疑更受这位大才子的青睐。不过别急，苏轼这一路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纵情地游山玩水和走亲访友。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罪官”的身份，可相比此时落魄不已且正在被贬之地接受朝廷严加监管的另一位宋朝绝世才子沈括，苏轼的待遇可就称得上是天堂级别的享受。

苏轼这一路上首先要去见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好弟弟苏辙，两年前因为乌台诗案而受到苏轼牵连并被贬官的苏辙曾经特意到黄州来看望自己的兄长，苏轼这次也算是对弟弟的一次回访。

此外，苏轼这一路上还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政治死敌，更是十年前导致他外贬的直接责任人，但这人在乌台诗案定罪的决定性时刻曾紧急动用神宗皇帝给他的“特奏”之权请求神宗对苏轼网开一面。

抛开政治层面的恩怨不说，此人在文学、佛学和经学上面更是实打实的一代宗师，在苏轼之前此人才是整个大宋帝国在文学领域上的天之骄子。更让宋朝的这些儒林学子们感到心生艳羡但又望尘莫及的是，此人在政治领域攀登到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顶点，在他春风得意之时整个帝国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都对他几乎言听计从。

所有这些曾经的辉煌都已是昨日落花，此人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宋朝老百姓，每天要么就是在自家的宅院里参禅悟道或舞弄笔墨，要么就是在一个老仆的陪同下坐着一头毛驴在周遭的山林湖水间四处悠悠闲逛，渴了饿了就是一张烧饼配上一壶老酒以慰口腹之欲。可是，这个面容清瘦甚至有时显得有些憔悴且白发苍苍的普通百姓同时又是那么的不普通，他此时的头衔是大宋王朝的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而且他还有皇帝特许的“特事特奏”之权。此人姓王，名安石，这一年辞官已近八年的他六十三岁。

北宋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宰相数不尽数，但像王安石这样的致仕宰相却是三百年里的独一份。他退隐之后就彻底地不再过问国事，他也没有在远离皇帝的安乐窝里培植宗族和亲信势力，他明明可以轻易地拥有享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荣华富贵却毅然选择在清净淡雅的山水浮萍中安度余生，而且他更没有利用自己朝廷元老身份和影响力制造过任何的社会舆论和声势，哪怕是他辛苦建立的新法在神宗死后开始摇摇欲坠之时。

从八年前离开京城并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王安石的生命似乎就和从前的一切都割裂开了，他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完成了由权力之巅回归于泽野乡田的身份和环境转变。从这一刻起，他试图让自己超脱凡尘，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和功败垂成从此都将与他毫无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眼里都只是镜像的幻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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