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7章 也有大儒逆著念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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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爭的可是天下人心！
甚至李贄这文章，就连孙文启都动摇了。
君臣纲常，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
这个念头冒出来，孙文启都觉得大不敬，可他也忍不住思考。
今上有德，大明国祚因此兴盛。
可若是君上是桀紂那样的君主呢
若自己是臣子，要如何守这份纲常呢
孙文启不知道。
冷静下来，这种爭斗，不是自己这个小卒子能参加的。
茶馆里，士子们吵得面红耳赤。
一个老监生拍桌子：“李贄这是诛心之论！借著苏大人的架子，来拆儒家的祖庙！”
年轻监生反驳：“未必！苏大人既然说人理能变，李卓吾不过是顺著推了一步！纲常难道真是万古不变《孟子》里的话又怎么说”
“纲常是立国之本，人伦之基，怎么能隨便说变就变这说法一出，天下岂不要乱”
“乱什么苏大人说了，变要基於“致良知』和“实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为什么不能议论、不能改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
“李贄居心不良！他这是要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怕这“人理可变』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爭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衙门，甚至街头巷尾。
支持的人觉得李贄问到了关键，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
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贄的文章中“挣脱”，然后翻开了《商报》。
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復心情的，因为《商报》对於这种政治上的大事，素来是比较冷淡的，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点到为止。
可这一次，《商报》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
《商报》的社论標题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著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歷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產，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隨即反问：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產，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產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滯。”“近年边关粮餉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錶之便。此等物產，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樑，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著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后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隨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
文章也並非全盘否定“重农”。
“农仍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农』不必“抑末』。可並行而不悖。”
“如苏公“实行而一』之精神：农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最后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於小农之世確有弊害。”
“然今时已不同。工商若导之以德、规之以法，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旧条，视其为必抑之“末』，则恐束缚天下活力，背离“致良知』“务实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结尾简短有力：
“故请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当隨世而易”
“农工商之关係，是否可据苏公“人理』之说，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
“此非弃本，实为固本开新。”
社论署名是《商报》主笔。
文风平实，几乎没有修饰。
但问题提得直接，条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一一重农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简单，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
文章的立论和推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不就是源於工商业的兴盛吗
朝廷开徵商税的地区，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
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取消重农抑商
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
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来是《商报》主编范宽。
孙文启合上报纸，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爭之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