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4章 雷厉风行（下）（2/2）

陈恪充分利用南洋大胜带来的威慑效应和贸易主导权，以总督府名义，频频接见各国商团代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崩溃，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和贸易真空，佛郎机、英吉利、以及急于挽回损失的荷兰残存商人，还有阿拉伯、印度乃至奥斯曼的商队，都急于与这个刚刚展示了恐怖力量的东方帝国建立更稳固的贸易关系。

陈恪的谈判策略简单而有效：大明提供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药材等奢侈品和必需品，对方必须以金银、或大明指定的货物，如精铜、硫磺、硝石、珍稀木材、乃至橡胶等进行交易。

贸易比例、价格、运输保障，均由大明主导制定。

同时，鼓励番商将所得利润，再投资于大明东南的港口建设、船舶修造、乃至一些得到许可的工坊行业。

这些谈判，往往由徐渭或李春芳出面具体磋商，但最终拍板权在陈恪。

一笔笔巨额官贸合同在澄心园或上海签订。

市舶总署的银库，以惊人的速度充实起来。

这些钱，在扣除必要的行政开支和按旧例上缴的部分后，大部分流向了那个“东南新军编练专款”。

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按理说，编练数万乃至十数万新军，耗费钱粮如山，必然会给中央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需要加征税赋。

然而，从北京户部的角度看，东南五省除了按常例解送的赋税，并未因军改而向朝廷额外要一分钱，反而因为海贸活跃，市舶税收有所增加。

赵贞吉私下对心腹感慨：“陈子恒这是……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还把香味捂在东南了。朝廷是省了心，可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都察院和六科廊的言官们，很快也嗅到了其中的“不妥”。

他们上疏抨击，指责陈恪“专权跋扈”，“以利诱军，使将士只知有总督而不知有朝廷”，“纵容勋贵子弟把持军旅，恐酿唐季藩镇之祸”。

言辞依旧激烈，引用的历史教训也足够吓人。

但这一次，反击来得更快、更猛烈。

首先是以英国公为首的一干勋贵，在朝堂上吹胡子瞪眼，大骂言官“迂腐误国”、“见不得武将立功”、“离间君臣”，甚至搬出“尔等文臣可能上马安天下？可能不费国帑练强兵？”的质问，噎得言官们面红耳赤。

接着是一些官员站出来，以专业角度分析，指出新军编练确有必要，总督府之法高效节省，且各级军官任命皆依制度，有功必赏，并无明显逾矩。

至于勋贵子弟从军，乃是“继承祖志，报效国家”，岂能因噎废食？

最关键的是，隆庆皇帝的态度。

经历过上次任命风波，皇帝对陈恪的信任似乎更上层楼。

在他眼中，陈恪这是在用通天手段为朝廷养兵、强兵，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先帝遗志”，巩固海疆。

至于些许“专权”的嫌疑？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若无全权，如何能如此高效？

勋贵掌军？那都是世代忠良，与国同休的股肱之臣，他们的子弟在军中，皇帝反而更放心！

总比那些不知根底的文官或寒门将领可靠吧？

于是，言官的弹劾如同泥牛入海，很快被皇帝留中不发，或轻描淡写地驳回了。

朝堂上的争议，并未对千里之外的陈恪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总督府的旌旗，依旧在东南大地各处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