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4章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2/2）

周宣帝宇文赟刚即位时，曾有过“服汉魏衣冠”“改元大成”的革新姿态，甚至一度废除武帝时期严苛的《刑书要制》，看似要走“宽政”路线。但短短一年间，他便暴露了荒淫暴虐的本性：

--政策反复无常：先是废除严刑，却因“民轻犯法”和自身“恶人参谏”，转而制定更严苛的《刑经圣制》，用“密令左右伺察群臣”的特务手段控制朝堂，将法律变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生活奢靡无度：居丧期未满便沉溺“鱼龙百戏”，聚美女充实后宫，甚至禁止“仪同以上女辄嫁”，将权力凌驾于伦理之上；游宴旬日不出，政事全由宦官转达，彻底背离帝王职责。

--拒谏与滥杀：面对乐运“舆榇死谏”列举的“八失”（独断专行、后宫干政、政策反复、穷奢极欲等），他最初欲杀之，虽因元岩劝谏暂息怒火，却未真正悔改；后续更借故诛杀王轨、宇文孝伯等忠臣，连“脱巾顿颡”死谏的元岩也被罢黜，用恐怖统治清除异己。

这种“先宽后暴”的转变，本质是专制皇权的失控：当权力缺乏制约，统治者的个人欲望便会无限膨胀，所谓“改革”不过是权力交接时的短暂伪装。

忠臣的悲剧：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这段历史中，几位大臣的命运尤为令人唏嘘：

--乐运：以“舆榇（抬着棺材）死谏”的极端方式，直指皇帝八大过失，甚至预言“周庙不血食”，展现了士大夫“以死明志”的刚烈。他的幸存，并非皇帝幡然醒悟，而是元岩以“广圣度”为由的策略性劝谏，反衬出忠言需靠“话术”保命的悲哀。

--王轨：明知郑译当权后自己“及祸”，却因“忠义之节不可亏违”拒绝叛逃，最终从容赴死。他的遗言“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道尽了忠臣在黑暗时代的精神寄托——将价值实现寄望于历史评判，而非现世公道。

--宇文孝伯：面对皇帝质问“为何不言齐王谋反”，坦然回应“言必不用，所以不言”，并承认“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甘心受死”的姿态坚守臣节。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既是对先帝的承诺，也是对专制皇权最无声的反抗。

他们的悲剧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忠臣的坚守往往只能换来毁灭，而权力的任性足以碾压一切道义。

权力游戏的暗流：从“四辅官”到禅位背后的算计

周宣帝设置“四辅官”（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后承），表面是效仿古制分掌权力，实则暗藏对权臣的制衡——尤其是将杨坚（后来的隋文帝）列为“大后承”，既利用其能力，又暗含提防。而他在即位一年后便“传位于太子阐”，自称“天元皇帝”，看似荒诞，实则是想摆脱政务束缚、专注享乐，同时以“太上皇”身份牢牢掌控权力（车服旗鼓“倍于前王”，可见其权欲未减）。

但这种“甩锅式禅位”加速了北周的崩塌：年幼的静帝无力理政，杨坚等权臣趁机崛起。王轨曾预言杨坚“貌有反相”，却因忠而见杀，最终杨坚代周建隋，恰恰印证了专制王朝“权柄下移”的必然逻辑——当最高统治者沉溺私欲，权力便会自然流向有能力、有野心的人。

结语：一段历史的镜鉴意义

这段记载虽短，却浓缩了专制王朝的典型困境：权力缺乏制约导致统治者私欲膨胀，政策反复损害民生与制度权威，忠臣被害瓦解统治根基，最终使王朝走向覆灭。乐运的“八失”不仅是对周宣帝的批判，更像是对所有专制政权的预言——当权力与责任脱节、私欲与公权混淆，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而王轨、宇文孝伯等人的坚守，则让我们在黑暗的历史中看到人性的光辉与士大夫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