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5章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2/2）
十一月辛卯日，大赦天下。
周的韦孝宽分别派杞公宇文亮从安陆攻打黄城，梁士彦攻打广陵。甲午日，梁士彦的军队到了肥口。
乙未日，周天元皇帝去泡温泉。
戊戌日，周军进军包围寿阳。
周天元皇帝又去同州。
皇帝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领三千步兵和骑兵赶往阳平郡。
壬寅日，周天元皇帝回到长安。
癸卯日，任忠率领七千步兵和骑兵赶往秦郡；丙午日，仁威将军鲁广达率领军队进入淮河；同一天，樊毅率领两万水军从东关进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领步兵和骑兵赶往历阳。戊申日，韦孝宽攻下寿阳，杞公宇文亮攻下黄城，梁士彦攻下广陵；辛亥日，又拿下霍州。癸丑日，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统领水陆各路军队。
丁巳日，周铸造永通万国钱，一个顶一千个普通钱，和五行大布钱一起流通使用。
十二月戊午日，周天元皇帝因为老出现灾异现象，就不带仪仗卫队，去了天兴宫。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回宫正常起居饮食。甲子日，他回到宫里，到正武殿，召集百官、宫人以及宫外有封号的妇女，搞了一场大型歌舞表演，还首次表演了乞寒胡戏。
乙丑日，南兖州、北兖州、晋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这九个郡的老百姓都自己逃回到江南。周又攻下了谯、北徐州。从这以后，长江以北的土地都被周占领了。
周天元皇帝去洛阳，亲自骑驿站的马，一天能跑三百里，四个皇后以及几百个文武侍卫都骑着驿马跟着。他还要求四个皇后的马车并排一起走，要是有走得先后不一致的，马上就斥责，一路上人仰马翻的情况经常出现。
癸酉日，皇帝派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守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守白下。戊寅日，任命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个州的水陆各种军事。己卯日，周天元皇帝回到长安。
贞毅将军汝南人周法尚，跟长沙王叔坚关系不好。叔坚就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说他想造反。皇帝就抓了周法尚的哥哥定州刺史周法僧，还发兵准备攻打周法尚。周法尚没办法，只好逃到周，周天元皇帝任命他为开府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皇帝又派将军樊猛渡江去攻打他。周法尚让部曲督韩朗假装向樊猛投降，说：“周法尚的手下都不想投降北方，大家都偷偷商量着要叛逃回南方。要是您带兵来，我们肯定倒戈。”樊猛信以为真，赶紧带兵急行军过去。周法尚假装害怕，先在江边找个地方自保，打起来之后又假装逃跑，却在半路设下伏兵。结果樊猛差点把命丢了，手下损失了差不多八千人。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北周天元帝的记载，简直是一部浓缩的“乱世昏君教科书”。从现代视角看，天元帝的统治堪称专制皇权失控的典型样本，其种种荒诞行径不仅加速了北周的衰落，更揭示了古代集权体制下“权力无约束”的致命缺陷。
天元帝的统治逻辑完全建立在个人私欲的膨胀之上。自比上帝、禁用“天”“高”等字、改官名改姓，本质上是通过解构传统礼仪体系来神化自我，这种极端的个人崇拜构建方式，比后世的文字狱更显粗鄙。他发明的“天杖”制度，将暴力惩戒制度化、量化（从120杖加到240杖），甚至延及后妃宫人，彻底摧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信任基础——当公卿以下皆“重足累息”，这样的政权早已失去了行政效率的根基。
更值得玩味的是其施政重心的错位。史料中“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政事”的描述，精准点出了他的治理盲区：沉迷于仪轨改造、后宫建制（同时立四后）等形式主义游戏，却对民生、军事等核心政务漠不关心。这种治理失焦在军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遣韦孝宽等名将南征淮南，取得江北之地；另一方面却因皇帝本人“游戏无常”“出入不节”，导致政权内部已现崩塌之兆。杨坚那句“羽翮既剪，何能及远”的评价，道破了北周宗室被削弱、中央集权名存实亡的真相。
从制度演变角度看，天元帝的倒行逆施反而为隋朝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他对传统礼制的肆意破坏，客观上削弱了北周宇文氏的统治合法性；对大臣的残酷打压，使得官僚集团转而支持杨坚这样的“稳健派”；而将诸王遣返封国的举措，更是自毁屏障，让杨坚的篡权少了宗室阻力。这种“乱中取势”的历史逻辑，在南北朝时期反复上演，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朴素真理——当天子以“天杖”对待臣民时，民心早已转向了能提供基本秩序的新势力。
军事层面的得失更显讽刺：韦孝宽等将领在前线取得的战果，终究抵不过中枢的混乱。周军虽一度攻占寿阳、广陵等重镇，但天元帝“日行三百里”的荒唐巡游、对四皇后的严苛控制，暴露了统治核心的极度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最终传导至军事领域，导致江北之地得而复失，为隋朝灭陈埋下伏笔。
纵观这段历史，天元帝的统治堪称“权力异化”的经典案例：当皇权失去道德约束与制度制衡，便会异化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他的种种荒诞行径，不仅加速了北周的灭亡，更以极端方式证明了“为政以德”的必要性——哪怕在皇权至上的古代社会，脱离民心与常识的统治，终究难逃崩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