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令狐绹：持衡十载，进退浮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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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李商隐多次想要谋求长安朝廷内的职位，数次主动拜谒令狐绹，写诗陈情，希望能够得到旧友的援引。令狐绹内心的芥蒂始终无法消解，始终没有给李商隐关键的提携。李商隐一生沉沦下僚，辗转各个藩镇幕府，郁郁不得志，后世不少文人，为此把令狐绹打上心胸狭隘、公报私仇的标签。

客观来讲，晚唐党争的大环境之下，这件事情很难简单分出绝对对错。令狐绹站在家族和牛党的立场，无法接受知己故交转头联姻敌对阵营。可站在李商隐角度，婚姻是个人选择，他并不想深陷党争漩涡。千年过去，二人之间的纠葛，也成了晚唐士大夫圈子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而令狐绹家中，还有一件令他饱受朝野非议的麻烦，就是自己的儿子令狐滈。

令狐滈并没有考取很高的功名，没有朝廷授予的重要官职，可仗着父亲当朝宰相的权势，在京城呼风唤雨。结交各路官员，插手科举选拔，收受贿赂，很多想要谋求仕途晋升的人，争相奔走于他的门下。京城民间，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白衣宰相”，意思是没有官袍，却拥有堪比宰相的影响力。

弹劾令狐滈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宣宗面前。面对自己儿子惹出来的风波，令狐绹的处理并不光彩。他多次进行遮掩包庇，没有严加管束子弟。这也成为令狐绹一生当中洗不掉的污点。即便他本人为官算不上贪腐，可子弟借着他的权力祸乱官场，朝野对他的质疑便从来没有停止。

唐宣宗心里对此心知肚明，但念及令狐绹多年谨慎辅佐，没有因此彻底罢免他，只是时不时敲打提醒。

十年宰相岁月，令狐绹就这样，一边在帝王严苛的目光下小心周旋，一边调和朝堂各方矛盾，一边又要承受来自家族子弟带来的种种非议。他算不上一代名相，却实实在在撑起了宣宗时代后期的朝堂运转。

##第三章帝崩储乱离京阙，辗转藩镇渡浮沉

大中十三年，八月，唐宣宗重病垂危。

这位被称作小太宗的帝王，一生迷信丹药，常年服食，身体被丹药毒性慢慢掏空。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宣宗没有公开册立太子。内心之中，他更偏爱夔王李滋，想要立夔王继承大统。于是病重之时，宣宗秘密召见令狐绹等少数几位大臣，嘱托想要扶持夔王继位。

但是这件事，属于帝王临终的私下口谕，并没有公开颁下正式诏书。皇宫之内，掌握禁军的宦官集团，有自己的算盘。宦官看中的，是更容易操控的郓王李温，也就是后来的唐懿宗。

等到宣宗驾崩，巨大的权力真空瞬间出现。手握神策军的宦官，直接动用武力，拥立郓王李温登基，即唐懿宗。先帝私下想要立夔王的意愿，直接被搁置一旁。

令狐绹作为接受过宣宗临终嘱托的宰相，处境瞬间变得无比尴尬。新皇帝已经由宦官拥立坐上龙椅，木已成舟。他一个外朝宰相，手上没有兵权，根本无力去对抗宦官，强行改立夔王。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侍奉新君。

可这份“曾经支持夔王”的旧账，已经记下。唐懿宗登基之初，还暂时保留令狐绹司空的高位，可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几个月之后，令狐绹便被解除宰相职务，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外放河中节度使。十年宰相生涯，就此画上句号。

同平章事这个头衔还保留，代表依旧享有宰相的荣誉，可不再执掌中央朝政，意味着正式离开权力中枢。

离开长安之后，令狐绹开启了辗转四方藩镇的后半生。先是河中，之后改任宣武节度使，再迁淮南节度使。淮南是富庶重镇，手握重兵，管辖江淮大片土地。

离开了皇帝近前那如履薄冰的环境，到了地方，令狐绹总算不用再日日面对帝王的猜忌。可晚唐的地方，同样是危机四伏。藩镇内部矛盾重重，底层百姓困苦，社会矛盾不断积攒，巨大的风暴正在江淮大地悄然酝酿。

咸通九年，一场震动天下的起义，在徐州爆发，这就是庞勋之乱。

戍守桂林的徐州士兵，戍期早已届满，却被官府一再拖延，不许还乡。愤怒的士兵推举庞勋为首领，自行北归，一路攻城略地，沿途大量受苦百姓纷纷加入队伍，叛乱迅速扩大，兵锋席卷江淮数州，直接威胁到东南财赋重地。

东南是大唐财政赋税的命脉所在，朝廷大为震动。此时令狐绹正担任淮南节度使，朝廷下诏，任命令狐绹为徐州南面招讨使，负责指挥南线军队，围剿庞勋的起义军。

一生久在朝堂，擅长文书政务、朝堂博弈的令狐绹，并不擅长行军打仗。面对庞勋这支悍勇的队伍，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庞勋势力强盛之后，假意派出使者，向令狐绹求和，放出愿意接受朝廷招降的信号。

令狐绹信以为真，打算用安抚招降的方式平息战乱，没有抓紧时机调集兵力主动进攻。庞勋借着谈判的幌子，争取时间休整部队，伺机发动突袭。唐军南线部队猝不及防，遭到大败，损失惨重，战局进一步恶化，徐州彻底落入庞勋手中，战火越烧越广。

淮南战场失利，朝廷对令狐绹大为失望。朝廷改派康承训为主帅，调集各路大军，耗费巨大代价，才最终平定庞勋之乱。令狐绹被免去招讨使的军职，召回内地，授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洛阳。所谓分司东都，就是安置在洛阳闲职，基本没有实权，相当于半闲置状态。

曾经十年宰相，如今被放置在洛阳，远离纷争的政治中心。对于已经七十多岁的令狐绹来说，也算一种变相的保全。

日子就在洛阳的闲散当中度过，唐懿宗时代，朝政江河日下。唐懿宗沉溺奢靡享乐，大肆挥霍，宠信奸佞，朝堂风气急剧败坏。没过多久，懿宗驾崩，唐僖宗继位。此时大唐已经风雨飘摇，各地民变不断，天下大乱的前兆已经显露。

僖宗乾符年间，朝廷再度起用年老的令狐绹，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镇守西北要地，进封赵国公。

凤翔临近长安，是关中西面门户，军事地位十分关键。朝廷希望借用他老臣的名望，镇守西疆。此时的令狐绹，年事已高，精力早已衰退，能够维持地方安稳，已是不易，很难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建树。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令狐绹病逝于凤翔节度使任上，终年八十五岁。朝廷追赠司徒，给予较高规格的身后哀荣。

纵观他完整的人生轨迹，生于795年，卒于879年。一生历经德宗之后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宗，整整九朝。从进士入仕，从普通谏官，湖州刺史，到十年大唐宰相，再到外放四方藩镇，晚年镇守凤翔，高寿而终。在晚唐那个动辄死于宫廷政变、党争战乱的时代，能够活至八十五岁寿终正寝，已是十分难得。

后世提起晚唐人物，很多人的目光，会聚焦在李德裕、仇士良、李商隐这些人身上。令狐绹，常常是一个被忽略，或者充满争议的角色。

有人说他，是平庸怯懦的太平宰相，身居相位十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改革建树；面对宦官，不敢强力清除；面对藩镇，多是姑息安抚；管束不住家中子弟，纵容“白衣宰相”令狐滈祸乱官场；对待李商隐，又显得心胸狭隘。到了晚年领兵平叛，还轻信敌人假意求和，造成唐军惨败。

但如果把他放回所处的时代，又会看见事情的另一面。

唐宣宗本人，是权力欲望极强的君主，事必躬亲，宰相更多是辅助执行，很难放开手脚推行大规模变革。就算是李德裕，如果遇到这样一位事事亲裁、猜忌深重的帝王，很多政策也未必能够落地。令狐绹的谨慎，一定程度上也是时代环境逼迫出来的结果。

他吸取甘露之变的血淋淋教训，没有选择拿整个文官集团的性命，去赌一场成功率渺茫的铲除宦官行动。他选择渐进缓和的方式，尽量避免宫廷喋血。这算不上壮举，却是现实环境之下的务实考量。

持续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在他手上真正走向平息。不再无休止的互相倾轧报复，让朝堂得以维持十年相对稳定，让“大中之治”能够延续，这本身就是一份不能无视的功劳。

可他的局限，同样无法回避。

他擅长维持现状，却无力解决帝国根深蒂固的沉疴。藩镇割据、宦官掌兵、土地兼并、财政匮乏，这些埋在大唐体内的病根，他没有能力去根除。面对子弟的不法，他选择包庇遮掩，留下重大的政治污点。军事并非所长，临阵误判，造成庞勋之乱南线溃败，让江淮百姓承受更多战火苦难，也是他人生无法洗白的败笔。

他和李商隐的恩怨，更是让千百年以来无数文人对他心生非议。站在令狐绹的立场，家族立场、党争环境，让他难以释怀李商隐的选择；站在后世文人的视角，会惋惜一位天才诗人被旧友压制，一生困顿。两种视角，都有各自的道理。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令狐绹见证了大唐最后的回光返照，也亲眼看见盛世假象一点点破碎。

宣宗时代号称“大中之治”，可这份中兴，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更多是朝堂内部秩序的修复，并没有真正解决藩镇、宦官、民生的根本问题。等到宣宗去世，积攒的矛盾迅速爆发，庞勋起义敲响警钟，没过多久，黄巢起义席卷天下，大唐王朝就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