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同窗今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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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四章同窗今昔
委员长的接见和题字，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迅速扩散开去。
第二天一早，邓枫走进训练团食堂时，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眼光变了。那些平日里只是点头之交的将领们，开始主动跟他打招呼；那些坐在角落里的冷板凳军官，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热切；甚至有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端着餐盘过来套近乎，一口一个“邓次长”，叫得比亲兄弟还亲。
他微笑着应对，既不冷淡也不热络。在国民党军界混了这么多年，他太清楚这些人的套路了——今天叫你“邓次长”，明天你失势了，他们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云帆！”
方天觉端着餐盘走过来，大大咧咧地在他对面坐下。他压低声音，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说：“昨晚的事，传开了。委员长亲自题字‘国之干城’——你知不知道，这八个字上一次出现，是送给谁的？”
“谁？”
“张治中。”方天觉咬了一口馒头，“那是民国十九年的事了。张治中打完中原大战，委员长一高兴，写了这四个字送他。你倒好，一次送八个。”
邓枫没有接话，只是低头喝粥。他知道方天觉没有恶意——这个人虽然嘴碎，但心眼不坏。在徐州并肩作战的那些日子，方天觉是真心把他当兄弟的。
“不过你也别太高兴。”方天觉忽然压低声音，表情变得认真起来，“树大招风。你这次出风头出得太大了，有些人心里不舒服。”
“谁？”
“多了去了。”方天觉用筷子点了点食堂里那些三三两两坐着的人，“你看那边——第三战区的刘汝明，他盯着你看半天了。还有那边，第九集团军的李玉堂，他本来是想让他的参谋长写这篇策论的，结果被你抢了先。还有……”
“够了。”邓枫打断他，“我又不是来做官的。”
“可你现在就是官了。”方天觉叹了口气，“中将次长，侍从室幕僚，德国顾问团联络官，现在又多了个‘国之干城’——云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多少人盯着？”
邓枫放下勺子，看着方天觉。这个大大咧咧的汉子，此刻眼神里有一种他很少见到的认真。
“方兄，”他说，“你这是在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
“都不是。”方天觉摇了摇头，“我是在求你——求你小心一点。你在徐州救过我的命，我不想看着你出事。”
邓枫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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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没有课程安排，邓枫本想回别墅休息，却在路上被人叫住了。
“邓次长！”
他回头，看见一个三十出头的少校军官小跑过来。那人穿着德式制服，腰杆挺得笔直，一看就是黄埔出来的。
“你是？”
“报告邓次长，黄埔八期工兵科，赵永明！现在德械师工兵营当连长！”少校立正敬礼，声音洪亮得像在喊口令。
邓枫打量了他一眼。这名字他有点印象——在德械师的编制名单上见过，一个年轻有为的连长，业务能力出色，多次在演习中受到嘉奖。
“赵连长找我有事？”
赵永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上：“邓次长，这是我们营长让我转交的。他说您之前在徐州的时候，他是在您手下当排长的。听说您来了庐山，特意写了封信，让我一定送到。”
邓枫接过信，信封上写着“邓师长亲启”五个字。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只有几句话：
“邓师长，我是三营七连的孙德彪。您在徐州守城的时候，我是您手下的排长。您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记得您。您在城头上说的那句‘弟兄们，咱们身后是徐州百姓，退一步就是千古罪人’，我记到现在。我现在在德械师当营长了，带的兵都说我是个好营长。可我知道，我这点本事，都是跟您学的。邓师长，您保重身体。孙德彪。”
邓枫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确实不记得孙德彪这个人了——徐州战役时，他手下的排长有几十个，不可能每个人都记住。但“咱们身后是徐州百姓”这句话，他记得。那是他在城头上喊出来的，喊完之后，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
“替我谢谢孙营长。”他对赵永明说，“信我收到了。”
赵永明没有走，站在原地，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还有事？”
“邓次长，”赵永明犹豫了一下，“我……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您觉得，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差距在哪里？”
邓枫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连长应该问的——至少，不应该在大路上随便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赵永明挺直腰杆：“因为我不想当亡国奴。”
这句话说得很直，直得让邓枫心里一紧。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热忱，有倔强，还有一点点……他熟悉的东西。
“差距在很多地方。”他慢慢说，“装备、训练、战术素养，都有差距。但最大的差距，在士兵身上。”
赵永明愣了一下：“士兵？”
“日本士兵从小接受军事教育，进了部队又经过严格训练，枪法准、服从性强、能吃苦。我们的士兵呢？大多数是抓来的壮丁，连左右都分不清，上了战场连枪都端不稳。这样的兵，怎么跟日本人打？”
赵永明的脸色变了变，但没有反驳。邓枫知道，他说的这些，这个年轻连长心里也清楚。
“那……怎么办？”赵永明问。
“练。”邓枫说，“从现在开始练。一个连一个连地练，一个班一个班地练。练到每一个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练到每一个人都愿意为身后的人拼命——到那时候，差距就没有了。”
赵永明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他立正敬礼：“邓次长，我明白了。谢谢您！”
他转身大步离去，腰杆挺得笔直，步伐坚定有力。
邓枫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腔热血，也是这样站在黄埔岛上，听周恩来讲“为什么要革命”。
他收回目光，继续往东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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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训练团组织了一场联谊酒会。
说是“联谊”，其实就是给各战区的将领们提供一个社交场合，让大家互相认识、拉拉关系。邓枫对这种场合一向敬而远之，但今天他不得不去——陈诚特意交代，要他“多跟各战区的同志交流交流”。
酒会在牯岭镇最大的礼堂里举行。水晶吊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通明，长条桌上摆满了西式点心和香槟。将领们三五成群地站着，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窃窃私语。穿白衬衫的侍者端着托盘穿梭其间，像一条条无声的鱼。
邓枫端着一杯香槟，站在角落里，冷眼旁观。
他看见刘汝明正跟几个第三战区的军官围在一起，不知在说什么，时不时朝他的方向瞟一眼。他看见李玉堂正在跟陈诚说话，表情恭敬，但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甘。他还看见方天觉在跟一个不认识的人推杯换盏，笑得前仰后合。
“邓次长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邓枫转身，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军官朝他走来。那人穿着笔挺的将官制服，肩上是两颗星，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蒋鼎文，蒋铭三。”那人自报家门，“久仰邓次长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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