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水梦（2/2）
据说,中医师的妻子从“俞三帖”那儿取来药方后,中医师还对药方研讨了一番。他知道,这么重药头的方子,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开的。他是抱着将信将疑赌一把的心态灌下这三帖汤药的。但是,喝了药后,他感觉周身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似乎更重了,到后来,自己居然想站立着都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终于没有能抵挡住病痛带给他的痛苦,干脆趁妻女不在家的当口,寻一根绳子挂在梁上,一了百了了。
中医师的死,给他的妻女带来了伤痛,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悲伤。因为我们两家做邻居时,便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家搬离了“陆松城”后,我们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还时有礼信往来。尽管那时的礼信小得不能再小,也许是一碗赤豆糯米饭,一碗八宝饭；也许是几个新裹的肉粽或者是一碗红烧的熟牛肉。但是,礼轻情义重,说明彼此都还惦记着对方。所谓“千里送鸿毛,路遥情义重”。
她家搬离后,两家人的距离虽然才只二三十米,但这份情份却始终在。
几年过去了,女孩已长得亭亭玉立,我也成了英俊少年,那时候,两家人,总拿我们俩人开玩笑。也许,在大人们的心中,也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毕竟落花无意,流水更无情。我和她总归没有那份缘。记得我与她最亲密接触,只是我曾背着她,送她登上县城的轮船。那是因为她的脚踝扭伤了,得去县城的医院医治。对她家来说,最亲近的,莫过于我们家了,我在家又是长子,这个任务舍我其谁?!
与我们家用一架木梯上下的是一户姓杨的邻居,寡母带着三个儿子。他们家的长女,似乎比我大了许多,早早地便去它乡插队了。应该是与我后来的知青身份相仿佛,只是比我早了许多批。三个儿子的年龄,与我们家的三兄弟年龄相仿佛。大概是因为他们父亲的原因,邻居的这三个儿子似乎都很内向。喜欢忽闪着眼睛,偷偷地看人。
邻居的那位杨姓户主,听说也是自缢身亡的。应该是在我幼年时,那场运动刚刚开始,他的家中被搜出了一支长枪。这在那时,可真是不得了的大事!小镇人必定个个闻枪色变!原来,那位杨姓户主,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忠义救国军”。但在我幼年的印象中,那位曾经的“忠义救国军”战士,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而已。显然,这位文弱书生难以抵挡在家中被搜出长枪所带给他的压力。在运动才刚刚开始时,便早早地解脱了。这样的解脱,对于一个在经历上曾经留下说不清楚的人来说,也许是真正地说清楚了呢!
在我幼年时,我并不清楚“忠义救国军”是个什么东西,稍长之后,读了一些描写南方一带的抵抗日军的书籍后,我才知道,原来,“忠义救国军”起先也是一支抗日武装,只是后来在部队发展上,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才被后人多有诟病。像京剧《沙家浜》中那支胡传魁的队伍,在纷乱的非常时期,正是由于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偏差,最后才走上了反动。所谓的“反动”，只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在纷纷乱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谁分得清,是在顺历史潮流而动,还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哦。得失仅在一瞬间。而这一瞬间却便是主宰着无数人命运的一瞬间。可以猜想,我们姓杨的那位邻居年轻时,必定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也同样怀着一腔抗日的热血奔赴沙场。只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没有马革裹尸还的幸运。他最后死在自己亲手挽的绳结下。
我无法猜测当他将自己亲手挽的绳结，套上自己的脖子时是怎么想的?在他蹬踢去脚底的木櫈那一瞬间,他是懊悔呢?还是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庆幸?他肯定对自己的妻儿没有了依恋,也肯定对自己不堪的命运产生了许多的怨恨。
在“陆松城”后楼的西厢房原先住着一户黄姓的人家。黄姓的户主,脸焦黄而瘦,女主人倒长得脸白而体胖。这户人家生有两女一子。长女脸圆,说话时表情丰富,常能看见她眉飞色舞的样子；二女笑时,在颧骨上会左右各出现一个笑靥,让人跟着忍俊不禁。似乎很早熟,幼小时,邻里便有一些传言；小儿子惯会说大话,小小年纪便神神叨叨,大话连天。很适应那个年代,如果世道不变,那男孩绝对是一个当大官的料。可惜世道总是难免沧海桑田,听说,那男孩最后上了烹饪学校,但又没能在厨艺上大展身手,后来又去做了保安。
那户人家为了上下楼便利,又仗着户主是小镇木器厂的支部书记,在宅院后门的南侧新安装了一架木楼梯,他们家便成了独户独梯。
这家女主人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直对丈夫低眉顺眼,哪怕丈夫是真男儿,尽显风流。妻子也是逆来顺受。黄姓户主在小镇西的一家木器厂工作,担任着支部书记的职务,反正是一把手吧!这给他的猎艳带来了许多便利。小镇上,这种桃色新闻往往会传得很快。而且,常常是捕风捉影,让人难辨真假。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在小镇,却能“无风浪三尺”。
许多时候,往往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俩个当事人却仍像无事人一般。待到女方的夫妻吵得不可开交了,才从他们的争吵声中听出一鳞半爪来。这一鳞半爪的桃色信息透露出来后,小镇人便立即失去了热烈讨论的兴致,原先被加油添醋地传得风起云涌的艳事,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户人家后来搬去了北面靠田边的那幢新房,与我们家的距离渐行渐远。我去县城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探亲时,在弄堂口碰到过那位男户主,越发黄瘦的身子,让人感觉有油灯熬尽的那一种苍老。双眼视人倒仍是炯炯有神。
在“陆松城”后楼的底下,西北角有一间铺有木地板的房间,住了一位姓巢的青年。他应该是梅花洲巢氏的后代。只是在他的身上,再找不到半分他的祖先那种文人雅士的风韵,他的祖父住在他的房间的外侧,用木板粗粗围起来的一个房间中。
老人有一部齐胸的长须,常常手捧一把黄铜水烟壶。吸水烟时,媒纸棒在他的手上一抖,一粒如豆的小火苗,便呈现在他的媒纸棒头。将火苗凑近已垫好烟丝的烟锅,随着水烟壶中“卟、卟”的冒泡声,烟锅中的烟丝便一闪一闪地燃了起来。老人以制作冥具为生。他扎的纸船,塑的小泥人倒真的是栩栩如生。男青年的父亲倒常常会冷不丁地送些米来。男青年却对老人不闻不问。老人也不以为忤。常常哼着他自己才懂的曲调,慢条斯理地扎着纸船,捏着小泥人。
在我们家楼梯的底下,用木板间隔出了一个房间。房间的窗前,正对着一个更小的天井。天井中间有一个用乱砖堆砌的花坛,栽着一棵万年青。这是除了小天井四周的墙壁上长着的青苔外,唯一的一丛绿色。被间隔出一个房间后,使原本的楼底厢房,变成了一条弄堂。
在这间被间隔出来的房间里,住了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据说曾是上海一个大资本家的小妾。新政权建立后,不允许一夫多妻。她离开了上海的夫家后,来到了小镇,改嫁给了现在的男人。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再难找得见原先自为小妾时的那一份富贵,更没有原先的那一份跋扈。
老年夫妇一直谦恭地,与世无争地躲在这一隅生活着。他们的那张大床,永远挂着蚊帐,躲在板壁的阴影中。便是在白天,走进他们的房间,也是黑咕隆咚地看不真切。女人会做针线,后来的生活,似乎主要靠女人的针线活维持。女人佝偻着背,原本的一张鹅蛋形的脸上,布满了竖竖横横的绉纹。她长有一双出奇大的耳朵,大大长长的耳轮,是在我幼年时,她的耳洞上已是空无一物。相书上总是说,耳朵大,耳轮大的人命相好。我看未必,那女人的脸上,布满着的风霜,似乎足以说明这一切。
在宅院的边门侧,还住着一户人家。自从宅院的前楼底下被征用做了仓库之后,我们家只能从正门东侧的那个边门进出。边门侧住的那户人家,房子并不属于“陆松城”这座宅院,既不是它的耳房；也不是它的厦屋。但是这户人家却从“陆松城”的边门进出。所以,也成了“陆松城”的一分子了。
这户人家子女众多。其中似乎并不缺乏颇有野心的人。在那个让每个人充满了激情的年代,那户人家的那个大儿子的激情似乎比旁人迸发得更加猛烈了些。时势确实也曾一度让他成了小镇上的风云人物,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历史往往喜欢给一些充满幻想的人搞一些恶作剧。当一切都像云烟一般散去时,许多曾经的辉煌,便成了荒唐,成了小镇人饭前茶余的谈资,成了人们忍俊不禁的笑柄。
这户人家最小的女儿是我少年时的玩伴,长有一双睫毛长长的美目,美目巧笑兮,倒也撩人。可她巧笑时,总喜欢用手背遮掩住嘴巴,生怕她那对足够大且外突的门牙露出来,在和我们一起玩扑克时,她总能算出我手中的最后几张牌。这一直让我自叹弗如,佩服得无以复加。
我母亲的养父并不住“陆松城”中,而是住在西街另外一幢宅院的客厅过道上。就好像巢家住在“陆松城”中的那位老人,用木板间隔出一个房间,一个人蜗居在那儿。但白天却一直在我家,帮助我们家做做饭而已。外祖父很会裹粽子,他包出的粽子棱角分明,像模像样。我母亲似乎得了他的真传,也很会包粽子。每年的端午节前夕,母亲总会整理好箬叶,浸好糯米,准备好馅料,为我们包出各种内馅的粽子,让我们一饱口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