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鹂梦（1/2）

……我站在镇中学南大门对直的那条路上。两侧是各一排高高大大的白杨。路上并没有铺着细细的煤碴,而是长满了短短的青草。我看见一轮硕大的红日,正从南方冉冉升起。学校没有了围墙,也没有了围墙外的那一垄桑地。南边那一块高地还在,但是,高地上也是光秃秃的,似乎寸草不生。高地南边的那个原先树木森然的村庄似乎也不见了。喷薄而上的太阳红通通的,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震憾。这份震憾让我双腿一软,不由自主地面朝着红红的旭日跪了下去。我仰头朝高大的白杨看,白杨上的叶子在微风的吹拂下,被旭日折射出一片鳞光闪闪的金色……

我上中学了。那时全国都得响应指示:“学制要缩短,教学要革命。”最高**,是谁也不敢公然不遵循的。小学的六年制也被改成了五年半制。也就是我提前了半年踏进了中学的大门。

在踏进中学的那一刻,原先一直藏在我心中的那份神秘感便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中学跟小学一样,只是一排一排的教室而已。所不同的，只是中学的教室，大多是青砖平砌到顶,用清水泥抹的砖缝，没有用白石灰粉白。这倒让这些教室的外观看起来更富丽堂皇些。斜斜的房顶下是平平的天花板,天花板底用石灰粉得雪白。使教室内除了黑板是黑色的外,四周一律地白色。一排长长的玻璃窗将窗外的绿色映入教室。

那时的中学,成立有*卫兵组织,这大概“教学要革*”所奉行的组织原则了。年级和班级都以准军事化的形式编排。班级称“排”；年级称“连”。那时的小镇中学并没有高中这个年级。一直到我读初二时,才开始设立了高中部。但是当时的中学*卫兵,对外仍以“团”的名称见示。

照理,一个年级才一个连,整个中学也只能是一个营。大概是为了名副其实,所以后来才开始设立高中部的。那时的初中是两年,高中也是两年。我上初一时,姐已初中毕业。但在她毕业的那一年,中学还没有设立高中部。所以,姐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了。

好在那时的她在文艺表演上在小镇已渐露头角。没有多长时间,她便被选送去了县城的文艺小分队。县城的文艺小分队那时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是为了全国学样板戏而专门设立的。那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学样板戏。走在小镇的青石板街道上,也常常会冷不丁地听到一句高亢的京剧唱腔。

在店堂里,在茶肆间,常常能看到李玉和手提红灯的一招一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唱词常在耳边缭绕,让我常常误认为,各家各户的亲戚,就表叔最多。

我那时就读的班是五排。那时,中学的每个班也都在编练样板戏。大概是因为姐的缘故,老师认为既然姐在文艺表演上有天赋,那么我这个做弟弟的,必定也会有一些文艺上的根基。所以,很快便让我担任了班级的文体委员。偏偏我是一个未曾开口便已脸红,说了上句常常忘了下句的木讷角色。所以,担任这个委员,实在让我太勉为其难了。

好在同学中不乏有表演欲望的人。我的幼年玩伴,人称“七和尚”的,对参加这种中学演样板戏的活动兴趣浓烈。那时,我们班排练的那台节目,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片段。像是团参谋长少剑波审问土匪栾平的那一出。“七和尚”扮相英俊,在台上一挺胸,一投足还满像一回事了。虽然,他的唱腔实在跟样板戏中少剑波的唱腔相差太远。但他在舞台上的姿势着实大大弥补了他的不足,倒也能常常赢得个满堂彩。

栾平是一个土匪,没有人肯扮演这个反派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在舞台上的戏份还是蛮足的,经我好说歹说,终于说动了小镇东边糖坊桥堍陆家的少年来扮演这个角色。陆家少年一脸的油滑,与栾平这个角色很对路。作为条件,我也必须在这出戏中上台。没有办法,我只能扮演押送栾平上下台的小战士。

小战士这个角色很简单。将双手握住的那根木棍当作枪,将木棍对着栾平就是。台词更简单,只一个字:“是”!但是,我却很怯场。一上台,在台下时,不停告诫自己要沉住气的话，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台下那么多双眼齐匝匝地投过来,尤其还有不少女同学的眼睛,真让我心慌意乱。我先是耳朵发烫,然后是满脸发烫。我估计,我的脸肯定已经红得像柿子一般无二了。手中的那根木棍也慢慢颤抖了起来,双腿也开始不由自主地间歇性抖动。我的脑海里会呈现一片空白,根本听不到少剑波和栾平的对答了。常常是栾平已弯着腰朝台下走了,我才紧跟几步赶了上去。似乎总是慢了半拍。

老师后来问我；“到底站在台上时在想些什么?”显然,老师也看出我的有些不合拍,按照样板戏的规矩,少剑波审问完了栾平后,应大喝一声:“把他押下去!”然后,我随着少剑波的话声,将木棍尖朝一边一摆,作一个让栾平下台的示意,栾平看到我的示意后,才能弯着腰从台前经过,从台的那一边走下台去。而我却根本来不及做那个摆动棍尖的姿势,直到栾平已弯着腰起步走了,我才紧跟几步,跟着栾平下场。

老师问我,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想。光紧张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少剑波与栾平的台词我根本听不见。这一份紧张让我心有余悸,以至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要一想到要上台我便心中发怵；一轮到小组发言或者班级发言,我就会手足无措。偏偏那个时期,这种需要上台发言似乎很司空见惯。所以,我常常处于惊恐不安中。

我在心里一直很佩服姐的那一种从不怯场的能力。在任何场合,只要周围有人叫喊着让姐“来一个”!姐就会当仁不让地先摆出一个造型；如果此时,有人起哄附和的话,姐会先清一下嗓子,然后,镇静地将目光朝围着她的观众一扫,不慌不忙地唱上一小段。越多人喝彩,她的兴致会被调得越高,甚至脸上慢慢漫起了红晕。如果换了是我,碰上了这样的场面,我肯定已是慌得六神无主,恨不得脚下立马裂开一条地缝让我一头钻进去。

小镇那时排演的,是整出《红灯记》,姐被从县城的文艺小分队请了回来,出演李铁梅。出演李玉和的是小镇一家工厂的一个青工。那青工的扮相还是挺不错的。在台上摆一个造型,作一个亮相,也都挺像模像样的。只是他的唱功不太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未受过专业的演唱训练,京剧又常是特别高亢和拖得长长的的唱腔，不绝如缕的尾音。

听他在台上唱京剧,常常在高亢处嘎然而止,那是他实在嗓子吊不上去了；也常常将长长的尾音拖了一半,便不再唱下去了,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常常给观众一个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意犹未尽,是对他没有能唱完的遗憾。但组织安排演出的人,都误认为是观众对看样板戏意犹未尽,热情空前地高涨。

那时,小镇上除了去小学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没有其它的娱乐活动。电影又常常是那几部翻来覆去地放。都可以将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了，实在没有了吸引力。家家户户也都还没有电视机。吃完了晚饭,枯坐在家里干什么呢?礼堂里演出样板戏呢!去挤一份热闹呗。

姐扮演的李铁梅,就没有这样的缺陷了。姐可以唱得跟样板戏中的一模一样。但是,那时的扩音器材远没有现在的那一个水平。坐在礼堂后排的观众,常常听不到李铁梅的唱声。这让他们很恼火。所以,演出时常常前大半个礼堂人挤着人,连过道上,窗户上都站满了人和爬满了人。大半个礼堂处,长条椅子上站满了人,连椅背上也站上了人,竖起了一堵层层叠叠的人墙。后小半的礼堂却空无一人。

演出样板戏,在小镇着实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北方的京剧将南方的越剧排挤出舞台,也是在那个时候的事。但京剧高亢的唱腔,实在难以与江南水乡柔软的人的性格相揉合。让江南水乡的人拚着一嗓子,唱出一两句高亢的京腔是可能的。但让江南人将唱京剧当作是自娱自乐却远不及哼唱越剧更来得顺理成章。

越剧的那一种“依依呀呀”地曲调,似乎更适合江南人闲情逸志的抒发。但是,哪怕是闲情逸志的抒发,也绝不能断了政治这根弦。这是那时的小镇人一直恪守不移的一条基本准则。

当京剧样板戏在小镇成了鸡肋的时候。小镇又及时推出了越剧《半篮花生》。这是一出新编的越剧。用越剧的舞台形式,唱出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家住南街的章姓女孩在这出戏剧中,扮演了一个在臂弯里挎着一个竹篮,竹篮上蒙着一条毛巾的村姑。

那时,正值全国学哲学,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这是那时学哲学的宗旨。《半篮花生》便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是文艺必须为*治服务的最好诠释。

我那时记着的唯一一句台词是:“咸菜缸上加了盖,不知腌得是花生,还是腌得菜?掀开盖子看一看,正确的结论才出来。”这句台词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深刻。是因为这场越剧演出后,这句台词在小镇的少年中广为传诵,而且是拿腔拿调地用越剧的语气传诵。如果,在大街上边行走,边诵着这句词,而前面正走的人又正巧戴着一顶帽子,那么,那顶帽子肯定会被后面唱越剧的人一下掀开。后面的人是将人家头上的帽子当作咸菜缸上的盖子来掀的。这大概是用越剧的形式演绎深奥的哲学问题所得到的唯一直观的结果了。

我同样很佩服一个姓乔的比我高一级的女生。每一次学校组织的大活动,不管台前沿站着的胸前挂着大牌牌的人是谁,她都能上台发言,将被批*的那个人批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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