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红色革命（1/2）

卷首语

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至暗时刻，在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却屡屡碰壁的百年求索中，历史与人民共同选择了一位来自韶山冲的农家子弟。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中华大地为舞台，以亿万人民为力量，以改天换地为使命，走出了一条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

他就是毛公，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他点燃星火，照亮长夜；他领导革命，缔造新中国；他创立理论，指引航向；他心系人民，鞠躬尽瘁。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紧密相连，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幸福、尊严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复兴、崛起紧密相连。

他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亿万中国人民最深情的历史回响。我们沿着历史长河，回溯他从韶山少年到人民领袖的传奇一生，读懂他的思想伟力、战略智慧、人民情怀与精神丰碑，感悟他如何以一己之担当，撑起一个民族的希望，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影响整个世界的进程。

第一卷韶山赤子：大地之子，少年立大志（1893—1918）

第一章韶山冲降生：农家少年，初露锋芒

1893年的12月26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晚清封建统治的末期，甲午战争的阴霾尚未散去，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底层百姓在饥饿、压迫与战乱中苦苦挣扎。

毛公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的农民家庭的缩影。父亲勤劳精明，靠辛勤劳作与精打细算撑起家业；母亲善良仁慈，笃信佛教，乐善好施，她给予了毛公最温暖的母爱和淳朴的品德熏陶。幼年的毛公，在田间劳作、放牛砍柴、帮工记账中长大，亲身感受底层农民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早早养成了坚韧、倔强、同情弱者的性格。

六岁开始，毛公就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熟读《四书》《五经》，但他并不满足于刻板的私塾教育，偏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被书中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与家国情怀深深吸引。他常常在私塾偷偷阅读，被先生斥责，却依然坚持，在心中埋下反抗压迫、追求正义的种子。

少年毛公，性格中有着鲜明的独立与叛逆。他不满父亲的严厉管教，敢于据理力争；他同情贫苦乡邻，常常把粮食接济饥饿的乡亲；他目睹官府的腐败、地主的盘剥，对黑暗社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在韶山冲的青山绿水间，这个农家少年，没有被贫困与闭塞束缚，而是心怀天地，目光望向更广阔的世界，立下救国救民的朦胧志向。

第二章走出乡关：求学长沙，眼界大开

1910年，17岁的毛公作出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走出韶山冲，外出求学。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告别家人，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明志抒怀：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少年毛公向旧生活的告别，是他立志报国的宣言，更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

在东山学堂，毛公接触到新式教育，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历史等新知识，阅读《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了解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的眼界彻底打开，从韶山冲的一亩三分地，扩展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他深知，国家贫弱，民族危亡，唯有学习新知，寻求真理，才能拯救中国。

1911年，毛公来到长沙求学。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报名参加湖南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列兵。在军队中，他关注时事，阅读报纸，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对新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半年后，辛亥革命结束，他退出军队，专心求学，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广泛涉猎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等着作，如饥似渴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公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他每天清晨第一个进入图书馆，傍晚最后一个离开，系统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西方经典启蒙着作。这些思想，如同明灯，照亮了他的认知，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制度的腐朽与思想的禁锢；要救中国，必须打破旧制度，解放新思想。

第三章一师岁月：锤炼身心，结交同志

1913年，毛公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求学时光。这是他人生中思想成熟、能力锤炼、同志结交的关键时期。

在一师，毛公遇到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学贯中西，主张“欲栽大木柱长天”，教导学生立志报国、追求真理，对毛公影响深远。毛公深受先生教诲，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立志成为“一柱擎天”的大木，撑起民族的脊梁。

求学期间，毛公始终坚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国文、历史、哲学，写下大量见解深刻的读书笔记与文章，《讲堂录》《体育之研究》等作品，展现出他超越同龄人的思想深度与家国情怀。他坚持冷水浴、日光浴、风雨浴，徒步游历湖南各县，锻炼强健的体魄与坚韧的意志；他关心国家大事，组织同学讨论时事，抨击时弊，唤醒青年的爱国热情。

毛公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改造中国，必须团结志同道合的青年。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青年，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最有影响力的进步青年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为中国革命储备了重要力量。

在一师的五年，毛公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青年领袖。他锤炼了身心，积累了学识，结交了同志，明确了方向，为日后投身革命、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章北大求索：接触真理，信仰觉醒

1918年6月，毛公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先生的推荐下，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在这里，毛公见到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接触到最前沿的进步思想。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旁听北大课程，参与各种思想讨论，沉浸在新思想的海洋中。

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毛公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了解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解放人民的科学真理。他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李大钊的演讲，深刻感受到“庶民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北京的日子，是毛公思想觉醒的关键节点。他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经过反复比较、实践检验，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他后来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韶山冲的农家少年，到长沙的爱国青年，再到北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毛公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蜕变。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开启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第二卷建党启航：开天辟地，点燃革命星火（1918—1927）

第一章传播真理：创办刊物，唤醒民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唤醒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觉醒。毛公在长沙积极响应五四运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担任主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湖南民众的爱国热情。

《湘江评论》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毛公在上面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号召全国民众联合起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斗争。他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文章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气势磅礴，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被李大钊誉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文章”。《湘江评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觉醒的重要阵地，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

此后，毛公深入工人、农民中间，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组织工人罢工、农民运动，把革命真理与工农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他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力量源泉，只有依靠工农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建党伟业：开天辟地，初心如磐

1920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毛公在长沙积极筹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党员，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公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在南湖游船上，毛公与其他代表一起，讨论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确立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毛公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始终坚守建党初心，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与追求。

第三章农运先驱：深入基层，认识国情

中共一大后，毛公回到湖南，领导湖南的工农运动，先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深入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长沙泥木行业，组织工人罢工，维护工人权益，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毛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没有农民的参与，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毛公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他回到韶山，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地主压迫的斗争。

1927年，毛公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三十二天时间，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以铁一般的事实，热情讴歌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驳斥国民党右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与污蔑。

他在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充分展现了毛公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确立了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革命路线，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毛公也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

第四章血的教训：认清道路，武装斗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陷入低潮。血的教训让毛公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无法实现人民的解放。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公尖锐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着名论断，如惊雷般唤醒全党，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革命方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与革命根据地。

从此，中国共产党告别了“呼声革命”“和平革命”的幻想，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毛么作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毅然扛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前往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第三卷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927—1935）

第一章秋收起义：军旗升起，进军井冈

1927年9月，毛公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以镰刀斧头为标志，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武装反抗。

秋收起义初期，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进攻长沙，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受严重挫折。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公果断决策，放弃进攻大城市，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

进军井冈山途中，毛公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他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7年10月，毛公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试验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第二章井冈烽火：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创新

在井冈山，毛公领导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让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与物资保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壮大。

毛公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着作，系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这一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问题，标志着毛公思想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是毛公对中国革命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它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让中国革命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境中找到了出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与毛公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公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朱毛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井冈山的星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第三章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随着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军队内部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红军的建设与革命的发展。

1929年12月，毛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公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决议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而奋斗；必须加强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从此，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利益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四章苏区建设：反围剿斗争，愈挫愈勇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展了全面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开展反腐败斗争，建设廉洁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央苏区为心腹大患，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弱胜强，取得了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抛弃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战术，实行阵地战、消耗战，与敌人硬拼，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沦陷，革命陷入绝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毛泽东带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艰难险阻中，等待着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第四卷长征史诗：遵义转折，万里铸丰碑（1934—1936）

第一章血战湘江：绝境危机，呼唤领袖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一路被动挨打，损失惨重。在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血战，付出惨重代价，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血战，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战役，血的教训让全党全军深刻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是革命的灾难，只有回到毛公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才能转危为安，革命才能走向胜利。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恢复毛公的领导地位。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公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反复沟通，分析失败原因，提出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毛公是中国革命最正确的领导者，只有毛公，才能挽救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

第二章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力挽狂澜

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公的正确战略战术，确立了毛公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从此，中国革命在毛公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公指挥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四渡赤水战役，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公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第三章万里长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在毛公的指挥下，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战胜无数敌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征路上，毛公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不朽诗篇，抒发革命豪情，鼓舞全军士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些诗句，是红军长征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丰碑。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精神上的伟大洗礼，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第四章落脚陕北：抗日救国，再启新程

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救国作为首要任务。毛公领导中共中央在陕北落脚，建立抗日根据地，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重要着作，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公与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前往西安调解，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毛公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领袖。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开启。

第五卷延安灯塔：思想成熟，指引抗战航向（1935—1945）

第一章延安岁月：扎根陕北，积蓄力量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毛公在延安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时期，是毛公思想成熟、发展、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时期。

在延安，毛公领导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

毛公在延安的窑洞里，废寝忘食、笔耕不辍，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光辉着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规律，构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章论持久战：抗战纲领，照亮前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内出现“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许多人对抗战前途感到迷茫。

1938年，毛公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深刻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他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驳斥了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毛公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发动人民群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

第三章毛公思想：旗帜确立，团结全党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确立毛公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公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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