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 幕间（1/2）
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是九月二十日。
报纸传到根据地时，已经过了五天。依萍拿到那份报纸时，手有些抖。那是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纸张粗糙，油墨浓淡不均，但报头“新华日报”四个字，遒劲有力。她的文章《渡口纪事》刊登在第三版，占了半个版面，还配了周明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渡口阵地的远景，一张是战壕里战士们休息的侧影。
文章被编辑修改过，更简练了，但核心内容都保留着。小刘的故事，陈连长的话，那些牺牲战士的名字和年龄，都在。编辑还加了编者按：“此文系本报特约通讯员陆依萍从前线发回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八路军战士在渡口阻击战中的英勇与牺牲。让我们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也向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这些故事的作者致敬。”
“特约通讯员”这个头衔，让依萍愣了愣。她没答应过这个身份，但报纸上已经印着了。
周明拿着报纸，指着那个头衔笑了：“苏作家动作真快。有了这个身份，你以后采访就方便多了。”
“可是……”依萍还有些不真实感，“我只是写了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就够了。”林雪走过来，手里也拿着一份报纸，“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真实，克制，有力量。刚才县里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读者来信，说看了文章才真正理解前线战士的牺牲。”
反响比预想的还要大。几天后，通过地下交通线，传来了更多的消息：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后方城市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些学校组织了讨论会；甚至有剧团打算把它改编成话剧。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麻烦。
九月二十五日，县里来人，是县委宣传部的王部长，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干部。他脸色严肃，把林雪、依萍、周明叫到办公室。
“坐。”王部长指了指椅子，“有个情况要跟你们通报一下。”
三人坐下。办公室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
“《渡口纪事》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这是好事。”王部长推了推眼镜，“但是，国民党方面有反应了。”
依萍的心一紧。
“昨天，县党部的人找我，说这篇文章‘过于渲染牺牲，影响士气’，要求我们‘注意宣传尺度’。”王部长看着依萍，“他们还特别提到作者陆依萍同志，说一个女同志，不好好做后方工作，跑到前线去，还写这样的文章，‘不合妇道’。”
“不合妇道？”依萍几乎要笑出来，但忍住了。
“这是他们的原话。”王部长表情严肃，“当然，我们据理力争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宣传抗战是共同的责任。但他们既然提出来了，我们也要有所应对。”
“怎么应对？”林雪问。
“第一，近期不要再写这种过于直接的战地报道了。可以写生产建设，写群众生活，写妇女解放，但暂时不要碰前线战斗。”王部长说，“第二，陆依萍同志要注意安全。国民党方面可能有人会盯上你。近期不要单独行动，离开根据地要报告。”
依萍沉默了。她没想到，一篇真实的报道，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王部长，”周明开口，“那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吗？写的都是事实。”
“问题就在于太真实了。”王部长叹了口气，“国民党那边喜欢听的是‘歼敌无数，我军大捷’这样的消息。像小刘这样的普通战士的牺牲，他们觉得‘不体面’，‘影响形象’。而且……”他顿了顿，“他们可能也嫉妒。咱们一篇战地报道，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他们那边搞宣传的，面子挂不住。”
原来如此。依萍明白了。这不是文章内容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
“我明白了。”她说，“我接受组织的安排。”
“不是不让你写。”王部长缓和了语气，“是暂时避避风头。等这阵子过了，该怎么写还怎么写。你的笔很宝贵，组织上很重视。”
从办公室出来，三人都有些沉默。秋阳很好，但心里有些阴霾。
“憋屈。”周明说了两个字。
“是憋屈。”林雪说，“但这就是现实。在统一战线里工作，就得遵守一些规则。”
“那真实呢？”依萍问，“真实就不重要了吗？”
“重要。”林雪看着她，“但有时候，为了更长远的真实，需要暂时的忍耐。”
依萍没说话。她想起苏作家的话：“真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它需要迂回，需要等待，需要智慧。”
回到住处，依萍拿出那份《新华日报》，又看了一遍自己的文章。油墨的味道还在，文字的力量还在。她想起渡口的炮火，想起小刘的背影，想起观众们的眼泪。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几句话，就变得不真实。
但她也要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她现在被盯上了，行动受限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采访了。
下午，春妮来找她，脸上带着兴奋：“陆同志！有人从渡口来了！”
“谁？”
“陈连长！他调防到咱们这边了，听说你的文章发表了，特意来看你！”
依萍的心跳加快了。她跟着春妮跑到村口，果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满脸胡茬，左臂的绷带已经拆了，但动作还有些僵硬。正是陈连长。
“陈连长！”依萍跑过去。
陈连长转过身，看见她，笑了笑：“陆同志，又见面了。”
他的笑容很疲惫，但很温暖。
“您的伤……”
“好了，没事了。”陈连长活动了一下左臂，“留个疤，算个纪念。你写的文章，我看到了。”
依萍有些紧张：“写得……还行吗？”
“好。”陈连长说，“小刘要是知道有人这么写他，会高兴的。他爹娘也知道了——我们托人把报纸捎回渡口村了。他娘不识字，但村里人念给她听了。她哭了，但说：‘我儿子没白死，有人记得他。’”
依萍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就是她写作的意义——让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知道，儿子的牺牲被人记住了。
“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家属，”陈连长继续说，“我们都想办法通知了。有些收到信了，有些还没收到。但知道有人写他们，他们心里会好受些。”
“陈连长，对不起。”依萍突然说，“因为这篇文章，可能给您添麻烦了。国民党方面有意见……”
“我知道。”陈连长摆摆手，“县里跟我通气了。但我不在乎。当兵的，打仗是本分，死了是光荣。那些坐办公室的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该打还得打，该牺牲还得牺牲。你该写还得写。”
这话很朴实，但很有力。依萍心里暖了些。
“不过，”陈连长压低声音，“你自己要小心。国民党那边有些人，心眼小，手段脏。你是女同志，更要当心。”
“我会的。”
陈连长在村里住了两天，给民兵讲战术，给群众讲前线情况。他说话很实在，不夸大，不吹嘘，就是讲实实在在的战斗和生活。群众爱听，围着他问这问那。
临走前，陈连长送给依萍一个子弹壳——是渡口战斗时留下的，已经磨得发亮。
“留个纪念。”他说，“等仗打完了，你拿着这个子弹壳，就能想起我们这些糙汉子。”
依萍接过子弹壳，沉甸甸的，带着硝烟的味道。
“陈连长，您也要保重。”
“放心吧。”陈连长笑了笑，“阎王爷不收我，说我还没打完鬼子呢。”
他走了，像来的时候一样，背着简单的行李，大步流星。依萍站在村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起渡口的战壕，想起那些年轻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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