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鸡叫城遗址比预料中的还要早(1/2)
第75章鸡叫城遗址比预料中的还要早
因为从鸡叫城遗址,带回来一麻袋陶片,使得整个队伍都开始忙碌起来。
从拿到麻袋开始,大家就让招待所这边找一个閒置的会议室,用来拼凑陶片。
这是一个非常枯燥且无聊的工作。
因为这些都是东拼西凑的陶片,並不是从统一文化层发掘出来的,再加上面积较大,捡拾而来的陶片,想要凑出来一个完整器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陶器的种类繁杂。
罐、缸、豆、高足杯、平底杯、宽扁形鼎足、盘、盆、鬹、尊等。
整个队伍之中,除了杨直岷和张文旭两人是外行,剩余的人都是干考古的,粘贴陶片是基本功,然而,这种是水磨工夫,想快也快不起来。
大一点的陶片还好,很容易就拼凑出来,小一点的陶片想要拼凑起来,就比较困难,当然,也不是没有技巧。
陶片的材质、顏色、纹路、符號等等都是辨別的根据,先分大类,再进行小类拼凑,只要有同一个器形的陶片,总是可以拼凑出来的。
实在拼凑不出来的陶片,也只能先堆放到一边。
苏亦、俞伟朝、何介均、袁家嶸、许婉韵、陈文驊以及曹传淞七人拼凑了一下午,才勉强拼凑出七八个残破的器形,一个完整的器形都没有。
甚至在这个过程之中,张文旭杨直岷两人太过於无聊,也加入拼凑陶片的队伍之中。
器形拼凑出来,不代表事情就结束,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还要仔细对比它们的异同,当然,因为没有地层关係,想要判断它们的相对年代,只能够与已经確定年代的其他遗址陶器做对比。
比如之前苏亦之所以把鸡叫城遗址判断为史前城址,其中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他捡拾到的陶片,跟石家河文化的陶片很相似。
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並没有问题。
隨著拼凑的陶器成形,这种相似度就更加明显了。
俞伟朝也给出自己的判断,“咱们拼凑出来的这个大口罐、敞口尊。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罐类、尊类等器形也较为常见,虽然在具体的口沿、腹部、足部等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整体的器形种类有相似之处,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它確实属於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器,当然,这也是咱们私底下討论,真正要写文章,还是得用湖北龙山文化来形容,目前学界,还没有正式认同石家河文化这个概念。”
听到这话,苏亦满是意外。
隨即他也意识到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他在前世翻阅考古报告的时候,石家河文化已经是一个学界普遍认同的概念,甚至,夏鼐先生写的《关於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就是59年,甚至,61年的时候,夏鼐先生又写了一篇《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连续两篇考古定名问题的文章,都已经出来十几年了。
关於,国內考古遗址用“文化”来命名的乱象基本上已经纠正过来。
甚至,夏鼐先生还在文章之中,提出眾多考古文化的命名標准。
比如,提倡使用小地名来做“文化”名称,还说这种方法被採用得最为普遍,例如我国考古学上的“周口店文化”、“丁村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另外也有以一地区或流域的名称来命名的。例如我国的“河套文化”,欧洲的“多瑙河文化”,苏联的“白海文化”等。
也有以某一文化中特徵的事物来命名的,例如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西欧的“钟形陶器文化”和“巨石文化”。
至於时期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录,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我国的“巴蜀文化”,苏联的“斯基泰文化”,西欧的“克勒特文化”和“高卢文化”。
甚至还特別说明,歷史时期中的“殷周文化”、“秦汉文化”,或“隋唐文化”,所使用的“文化”一词,与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严格说来,是要加以区別的。
总之,这两篇文章,已经成为考古文化命名指南,苏亦本能的以为,关於考古文物定名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尤其是像湖北龙山文化这种命名方式,应该已经弃用才对,没有想到学界依旧还在使用这一个称呼。
“那么石家河文化呢”
苏亦忍不住问道。
“湖北博物馆方面已经有学者在討论这个问题,也都普遍认为,应该把湖北境內相当於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统称为石家河文化,认为石家河文化是在继承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一支文化系统。但是,终究没有文章发表出来。”俞伟朝解释说道。
既然这样,就无法使用“石家河文化”这个概念了。
这个属於学术传统跟学术规范。
別人的成果还没有发表,就不能引用,就算人家文章写出来,只要不公开发表,也不能用,除非一些重要的发掘成果,作者本人同意引用。
苏亦本身就跟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並没有什么关係,他贸然提出一个石家河文化概念,肯定没有人搭理他。
这个方面,確实是他自己疏忽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重点。
不管是石家河文化还是湖北龙山文化,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时期的文化,无非就是换一个马甲而已,陶器还是那些陶器。
这个时候,大家也反应过来了。
曹传淞本人显得尤为激动,“俞老师,这么说,鸡叫城遗址真的属於史前城址”
俞伟朝点了点头,“按照咱们拼凑出来的残破器形,確实跟石家河遗址的陶器器形相似,从这个角度判断,它確实属於史前城址。”
张文旭也感受到大家的情绪,忍不住问了一个外行的问题,“具体时间呢”
俞伟朝说,“差不多是4600—4000年左右吧。”
杨直岷说,“比夏朝的年代还早,確实属於史前城址了。”
说完,他望向苏亦,“恭喜小苏老师,又有一个新发现。”
自从苏亦提前完成硕士论文答辩,並且正式確认已经留校北大之后,大家对於他的称呼,已经不再是“苏亦同学”而是变成“小苏老师”。
一开始,苏亦听得確实不习惯,然而,被人叫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感了。
鸡叫城遗址属於史前城址,在这批陶器还没有拼凑出来之前,那就属於猜测。
猜测是猜测,確定是確定,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苏亦心態却比较平和,对於大家来说,是开盲盒,对於他来说,是带著正確答案来答题,兴奋剂早就过去了。
因此,他也不居功,笑道,“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可不敢独享。”
说笑过后,他又拋出一个新的问题,“既然確定了石家河文化的陶器,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呢。”
说著,他望向何介均。
何介均知道他的意思,就笑道,“石家河文化是由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鸡叫城遗址存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存也正常。我刚才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咱们拼凑的陶片,鼎、豆、壶等陶器,在澧县三元宫遗址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中也较为常见。
在三元宫遗址中,鼎、豆、壶是墓葬中最普遍的隨葬陶器。
虽然咱们还没有在鸡叫城发掘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但是从咱们捡拾到的陶片器形也能做一些基本的推测,从大的器类上確实存在相似性。
而且,三元宫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器中泥质黑陶较多,有相当数量的薄胎黑陶以及朱绘黑陶。
咱们刚才拼凑的陶豆,就是类似的黑陶製品,虽然没找到朱绘黑陶,但在材质和色彩的运用上,泥质黑陶的存在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鸡叫城早期文化类型属於屈家岭文化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判断陶器是否相似,可以从器形判断,也要从材质判断,两者都相似,才算是基本相似。
何介均参与澧县三元宫的发掘,对於三元宫出土的陶器类型,最有发言权,他说相似,那基本上就是真的相似了。
而且,屈家岭文化跟石家河文化不一样,它也没有一个“龙山文化”的马甲,1954
年,屈家岭遗址被发现,1955-1957年考古所对其进行了发掘。
1965年,在出版的发掘报告《京山屈家岭》中,发掘者將这批遗存正式命名为“屈家岭文化”,认为其属於一种新的文化系统,有自身的时空分布范畴。
因此,使用屈家岭文化这个概念,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何介均的性格更加谨慎一些,他也没有把话说满,而是找补道,“咱们拼凑出来的两个陶豆,残破的有些厉害,要是能把他们修復出来,再进行对比的话,就更加直观了,只不过,咱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
听到这话,苏亦就笑道,“没有条件,咱们就创造条件嘛!”
何介均有些诧异,“师弟,会修復陶器”
苏亦还没有说话,许婉韵就说,“他在广东实习的时候,跟粤博的师傅学过陶器修復,水平还可以。”
听到这话,何介均很是诧异了。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苏亦真的要现场修復陶器的时候,苏亦却笑道,“开啥玩笑,我就算会修復陶器,咱们在县招待所也没有这个条件啊。我是说,这些陶豆没法修復,却可以把它们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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