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4章 华国，可和别的国家不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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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的话一出，全场人都低声笑了起来。

承办权交给华国似乎已经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

但是长桌的另一端，哈罗德·克莱因教授却脸色难看的把材料往桌上一放，提出了异议。

克莱因来自一所与国防部关系密切的大学，长期承接生物化学防护项目，研究的是战场神经毒剂暴露后的广谱抗应激药物。

这个方向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在学术界眼里相当微妙。

战场神经毒剂暴露后的抗应激药物简单点，就是研究如何让士兵在接触有机磷类毒剂之后，尽可能延长存活时间、维持基本行动能力。

穿了，这不是治病救人的药，而是给战争机器研究的损耗管理的配套产品。

数据全部来自军方封闭测试，实验对象、暴露剂量、评估标准一概不对外公开，论文发表前还要过一道国防部的保密审查，能拿出来给同行看的，只剩下经过层层删减的结论性描述。

做这个方向的人，学术生涯基本绑在国防预算上，拿的是军方的钱，交的是军方的报告，同行评议对他们来形同虚设。

在大多数学者眼中，研究这个代表着两件事：一，你已经放弃了在开放学术共同体里建立声誉的打算；二，你选择了一条用学术外衣包裹采购合同的路径。

学界私下里管克莱因叫“穿白大褂的采购单”，不是没有来由的。

他的论文从来不公开原始数据，同行想复现他的结果连门都摸不着，审稿人提几个方法学问题，回复永远是“涉及保密内容，不便披露”。

这就导致他在学术上的声望远远不能服众。

而在更多生物学者眼里，克莱因这种人真正让人反感的，还不只是学术上的不干净。

生物这门学问，到底研究的是活的东西，从细胞到生态，从代谢到遗传，学它的人多多少少都存着一点敬畏，知道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

可克莱因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把人变成可损耗的作战单位去的。

神经毒剂抗应激药物，到底还是在为使用神经毒剂这件事本身做善后准备。

你研究得越深入，越证明有人打算把毒剂用在战场上，越明这条路的终点是生化武器而不是治病救人。

一个搞生物的人，主动把自己嵌进战争机器的齿轮里，替军方算士兵中毒之后还能撑多久，这在许多同行看来，已经不是学术选择的问题，而是底线问题了。

所以学界对他态度冷淡，并不全是嫉妒他经费宽裕、审批顺畅，更多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

索恩、费舍尔这些人私下里提起克莱因，语气里没有多少敌意，反倒带着一点嫌恶。

他们能容忍学术观点不同、方法路线有分歧，却很难对一个把生物研究往生化防护和战场损耗管控上引的人保持平常心。

在他们看来，这种人越成功，这个世界就越危险。

可克莱因却并不因为同事的厌恶而发憷，作为少数有背景的人，他尤其喜欢领导别人，特别是在大多人都不发表意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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