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灯.童年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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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心中弹倒下的那一刻，耳边除了凌执的喊声，我的记忆突然疯狂回溯，这难道就是人们所的走马灯？
初遇赵建军是什么情况，其实我很少回忆那一天。
我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是金黄色的，斜斜地照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很长。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来来往往忙碌的人。
有妇联的、有警察、有村委，还有平日里碰见了会打招呼的叔伯阿姨们。
村里的大人们都这孩子懂事，爸妈出事也不哭不闹。
但他们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一切。
哭吗？可是哭了，爸爸妈妈也不会回来了。
闹吗？闹给谁看呢？
那些来来往往的大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没有人有空来哄一个几岁大的孩子。
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等待某个人告诉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妇联阿姨匆匆的带来一对中年夫妇，男人蹲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叔叔长得真吓人。
浓眉，三角眼，颧骨很高，笑起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变得和善，反而更显得凶悍了几分。
可他话的声音却很轻很软，像是怕吓到我一样：
“阿离，我是你妈妈的远房表哥，我叫赵建军，你可以叫我舅舅。”
我看着他，没有话。
旁边的女人眼眶红红的，也跟着蹲下来，声音有些哽咽：“我是你舅妈。”
我声的喊了句：“舅舅，舅妈。”
“诶。”赵建军连忙应声：“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我点了点头。
妇联阿姨见我点了头，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那赵先生，你到这边来，我们核实一下情况。”
男人连忙站起来：“诶，好的好的。”
两人离开后，舅妈坐在门槛边上，搂着我哭得肝肠寸断。
的我当时很疑惑，两家人明明没有任何来往，她怎么哭的这么伤心。
赵建军回来后，在我面前伸出了手：“走吧，阿离。”
我从门槛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伸出手，拉住了他粗糙宽大的手掌。
那只手很大，很暖，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握住我的手时心翼翼的。
然后，他牵着我，一步一步的走向——新生活。
舅舅家很破，只有两间房子，可是他们把其中一间拾掇了出来，让我住。
就这样，我住了下来。
舅舅和舅母都很好，妇联的人也偶尔上门来看看我。
他们会站在院子里聊很久，然后那个阿姨会蹲在我面问：“阿离，在这里住的习惯不习惯啊？”
我点头：“习惯的。”
“你觉得舅舅舅母怎么样啊？”
“他们对我很好的。”
妇联阿姨问了几句后，起身摸了摸我的头发，就离开了。
有天夜里，我起来喝水，听见隔屋里传来舅母低低的哭声，和舅舅含含糊糊的咒骂。
我端着碗站在黑暗里，一动不动，直到那边安静下来，才悄悄回到床上，把被子蒙过头顶。
自己为自己打气：“离宝宝，不怕不怕，我们睡觉。”
我开始慢慢熟悉了这个没有爸爸妈妈的陌生地方。
有一天，赵建军带着我去了镇上，是“办手续”。
全程他异常亢奋，走路带风，甚至破天荒地给我买了一根糖葫芦。
来到一个房子里，里面很多叔叔阿姨，翻来覆去的问我一些问题，和妇联阿姨问的一样，我就照着答了。
随后我就等在一旁，看着舅舅签了很多文件。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着那哼着跑调的曲的男人，只希望他拿了钱后，我的日子能顺遂一点。
回到家，他把一沓钱甩在桌上，对着迎上来的舅母大喊：“拿去！想买啥买啥，老子以后有钱了。”
舅母愣住了，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我，低声：“你点声……”
他看向门口的我，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烟渍的黄牙：“放心，我不会克扣你父母留给你的钱的。”
我乖巧的点了点头。
渐渐的，妇联阿姨来的少了，舅舅回来时常常带着酒气，舅母脸上也常常会出现不明的青紫。
我问她，她会温声告诉我，是磕了碰了。
日子就这么的过着，慢慢的我知道了她身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了。
邻居看到我满身青紫在偷偷哭时，会安慰我，最后也总会一句：“你舅舅管教你，是为了你好，要听话，知道吗？”
我只能点头。
到了六年级开学，我背上舅母缝的新书包，正要出门，却被赵建军拦了下来。
他靠在门框上，剔着牙，漫不经心地：“上什么学？一个丫头片子，认识两个字就行了，还不如在家帮你干点活。”
舅母在屋里声争辩：“老师，她成绩很好.......”
“老师了算还是我了算？”赵建军大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
他低下头，那双三角眼里再也没有半分柔软，只有不耐烦和算计：“阿离，你也看到了，舅舅家穷，快供不起你了。你要是真想读书，也行，你自己想办法交学费。不然，就乖乖在家待着，等你再大一点，舅舅给你找个好人家。”
舅母又声：“义务教育不用学费。”
“你懂个屁？”完，他伸手拿过我的书包，随手扔在了地上，扬长而去。
我站在门口，看着地上那个沾了灰的新书包，走过去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放回了屋里。
我没有哭，可是舅母却抱着我，哭了起来：“我苦命的孩子啊。”
看着她青紫的嘴角，我拍了拍她的背，安慰道：“没事的，舅母。”
当天下午，我向舅母要了五毛钱，跑到卖部，给妇联阿姨打了电话。
最终，赵建军只好让我继续去上学。
我父母的遗产，他还没拿完。
那以后，舅母会偷偷的省下一点钱塞给我，做学杂费。
赵建军经常不在家，有时候回来兴高采烈的，会对我们有好脸色，有时候回来暴跳如雷的，就会变本加厉的拿我和舅母撒气。
舅母依然会挡在我面前，哭着：“别打她了，打伤了，妇联的人会看到的。”
赵建军停了手，最后从墙角拿过电线，往我们身上抽：“狗屁的妇联，她们早就不来了，再了，她们真来了又怎么样？”
电线在身上，先是凉飕飕的，然后才烧起来，像有一条火蛇沿着伤口往肉里钻。
我不敢叫出声，因为叫得越大声，他抽得越起劲。
妇联阿姨的确很少来了。
我知道，她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忙。
不怪她们。
上了初一后，赵建军打量我的眼神也开始变了，那是一种打量牲口的神情，在估着价，我都懂。
我只能在就着一盏昏暗的灯，趴在桌子上没日没夜的学习。
他不在家的夜晚，舅母会给我端一碗红糖水，放在桌角，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叛逆期，班里的同学都在抱怨，骂老师、骂学校、骂这骂那。
我坐在角里听着，心里是羡慕的。
她们唾弃的东西，是我拼尽全力也未必能抓住的机会。
而我需要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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