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4章 高宗一朝的外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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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理国是西南最强政权,自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便接受大宋册封、确立宗藩名分。南宋立国后,大理国王段和誉屡次主动遣使,恳请恢复旧有朝贡体系、重修宗藩之好。
绍兴三年(1133年),段和誉经由邕州边官转达朝贡请求,意图重启两国政治往来。赵构刻意压制邦交,下诏严格规制: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彻底断绝大理朝贡通路,仅保留经贸关系。
绍兴五年(1135年),大理再度遣使入宋,携带驯象、珍宝等丰厚贡品,以驯象臣服的传统礼仪示好南宋、恳请归附。赵构态度坚决、界限分明,仅收纳军需所需的战马贡品,拒收象征臣服的驯象,不予承认其藩属身份,并颁赐敕书,直接在桂林就地遣返大理使团,不许入京朝觐。
朝臣翰林学士朱震对赵构的远略高度推崇,将其国策媲美宋太祖御戎之智。唐朝因持续与南诏开战、西南连年耗战,国力大损、边患不绝,间接加剧唐末大乱、王朝崩颓。宋太祖吸取晚唐教训,主动弃越嶲诸郡、划大渡河为界,与西南蛮夷划地隔绝、不臣不叛、不战不和,实现蛮夷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最优制衡格局,被历代视为御戎上策。赵构延续太祖保守稳边、隔绝西南的祖制,彻底杜绝西南边患。
直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赵构依旧向辅臣重申西南边防祖制:“蛮夷桀黯,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
这套重茶马、弃宗藩、严隔绝、不拓边、不生事的西南政策,被南宋后世帝王完整继承,终南宋一朝,大理始终未能与南宋重建正式宗藩关系,西南边疆长期保持安定无大战的格局,为南宋抗金主战场稳固了后方根基。
三、与高丽关系:从遣使求援到彻底断交
高丽自辽丽战争后,便已断绝与北宋的正式宗藩关系,但北宋后期依旧优待高丽使团、维持表面交好。南宋建炎南渡、国势残破,宋丽关系经历了求援、试探、猜忌、疏离、终断的完整衰退过程,最终彻底终止官方往来。
赵构即位初年,立足未稳、屡败于金、求和无门、二帝未还,急于寻求外交突破口。建炎年间,赵构派遣杨应诚出使高丽,试图依托北宋历代厚待高丽的“旧恩”,恳请高丽王室居间斡旋、借道通金,护送宋使进入金国上京,以求迎回徽钦二帝。此举带有极强的政治求助意图,却被高丽国王王楷坚决拒绝,宋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
此后高丽遣使尹彦颐入宋谢罪,两国关系短暂修复、维持表面平和。但南宋始终对高丽心存戒备,怀疑其地处金国东邻、迫于金廷压力,极易沦为金朝附庸、为金所用。
建炎三年(1129年),有传闻宋徽宗遣宦官宫女随高丽使团传递北地消息。赵构一方面心念二帝、有所动摇,另一方面极度担忧金人假借高丽使团刺探南宋虚实、窥探边防军情。为杜绝谍患、保全机密,赵构即刻派遣进武校尉王正忠赴高丽宣诏,暂停两国通聘,中止官方使节往来。
绍兴二年(1132年),高丽使臣崔惟清再度入宋朝贡,进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以重礼维系邦交。但此时南宋猜忌之心已深,无法修复互信。
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派遣吴敦礼出使高丽。恰逢高丽国内爆发西京妙清之乱,政局动荡,吴敦礼主动提出宋军协助高丽平乱。此举引发高丽王室极度警惕,深恐南宋借机驻军、干涉内政、渗透势力,再度谢绝宋朝善意,两国隔阂进一步加深。
绍兴六年(1136年),西夏试图借道南宋、联通高丽,构建多边外交,高丽派遣使臣金稚规交涉此事。南宋朝廷彻底丧失对高丽的信任,认定高丽已然依附金朝、使团多为间谍,随时可能泄露南宋边防机密,因此直接将高丽使团阻拦于明州、不许入朝。
自此,宋丽两国彻底终止所有官方使节通聘、朝贡往来、外交交涉,高宗朝之后,南宋与高丽再无正式邦交,东北外交彻底闭环、归于断绝。
四、与东南亚诸国:维系朝贡、保全正统
在北方、西北、西南外交全面收缩、疏离、受限的背景下,南宋为维系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正统名分、保全朝贡体系最后的尊严,重点维系与东南亚诸国的宗藩关系。
高宗一朝,愿意持续向南宋称臣纳贡、保持正式宗藩朝贡关系的仅剩交趾、占城、真腊、阇婆、三佛齐五国。在宋金对峙、中原沦陷、正统备受质疑的局势下,赵构坚持延续传统华夷秩序,对东南亚诸国君主依规册封爵位、承认藩属名分,接纳诸国定期朝贡。
南宋朝廷秉持历代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赏赐远重于贡物价值,不惜耗费国库财力、以经济让利为代价,换取东南亚诸国的臣服朝贡,以此在半壁江山之中,维系大宋王朝的对外正统性、维持东亚朝贡体系的南方主干,成为南宋对外关系中唯一稳定、持续、成型的外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