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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章 技术引进·电报电话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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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腊月初三。

奉天城冷得邪乎。

西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得街上人缩脖端腔,恨不能把脑袋藏进腔子里。帅府后院的石榴树早秃净了,枝桠在风里吱呀吱呀响,像骨头架子在打颤。

守芳立在书房窗前,手里攥着份电报。

穆文升从天津发来的。

“德国西门子公司,型电话交换机一套,报价一万二千马克。电报设备一套,报价八千马克。两名退休工程师,愿以顾问身份来华,月薪各三百元。可否订购?盼复。”

她把这电报看了三遍。

窗外风声呼啸,把窗纸吹得簌簌响。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灰蒙蒙的天幕下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马祥从廊下跑进来,帽檐上挂着白霜,跺了跺脚上的雪,压着嗓门禀报。

“姐,韩队长来了。”

守芳点头。

“请他进来。”

韩震进门时,那件灰布棉袄上沾满了雪沫子。他顾不得掸,把手里那摞纸往案头一放。

“姐,您让查的那些事,查清楚了。”

守芳接过,一张一张翻过去。

第一张,是奉天城现有的通信状况。日本人把持的南满铁路沿线电报电话,从大连到长春,四十三站点,全是日本人的设备、日本人的线路、日本人的报务员。中国人要发电报,得去日本人的电报局,交钱,排队,还要被日本人检查。

第二张,是奉天几家大商号的账目。穆家商号、刘海泉的粮栈、林业公会的几个大商户,每月花在电报上的钱,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可电报经常延误,有时还走漏消息。

第三张,是稽查队探听到的情报。日本领事馆和满铁调查课之间,有一条专线电话,据消息往来极快。土肥原贤二最近频繁出入南满站那栋灰楼,很可能跟这条专线有关。

守芳翻完,把那一摞纸放下。

“韩队长,你咱们自己要是能发电报、通电话,日本人会怎么样?”

韩震愣了愣。

“那……那他们还不得急眼?”

守芳点头。

“急眼就对了。”

她走到窗前,望着远处那盏红灯。

“日本人为什么能处处占先?就因为他们消息快,咱们慢。他们从大连发电报到东京,半天就能来回。咱们从奉天发电报到营口,得走两天。”

她转过身。

“这事,得办。”

腊月初五。

守芳去了趟西关外那座德国医院。

医院不大,是十几年前德国传教士开的,专门给穷人看病。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叫贝克尔,医学博士,在奉天待了二十年,能一口磕磕巴巴的东北话。

守芳跟贝克尔认识,是因为去年冬天他帮稽查队治过几个冻伤的兵。贝克尔不要钱,只要了几车煤。从那以后,守芳逢年过节让人送点东西过去,两家就这么有了来往。

贝克尔把她请进办公室,倒了杯热茶。

“张姐,今天怎么有空来?”

守芳没绕弯子。

“贝克尔医生,您在德国有熟人吗?做电报电话生意的。”

贝克尔一愣。

“电报电话?张姐想……”

守芳道。

“想买设备。想请人。想让奉天有自己的电报电话局。”

贝克尔沉默片刻。

他起身走到柜子前,翻出一本厚厚的册子,递给守芳。

“西门子公司的产品目录。去年寄来的。”

守芳接过,翻开。

册子是用德文印的,密密麻麻的技术参数,她看不太懂。可那些图片,她看得懂。

电话交换机。电报机。电线。电池。配件。

一页一页,都是她想要的东西。

贝克尔道。

“张姐,我在德国有几个朋友,在西门子干过。如果张姐需要,我可以写信问问。”

守芳抬起头。

“贝克尔医生,您愿意帮这个忙?”

贝克尔笑了笑。

“我在奉天二十年,这里是我的家。日本人修铁路、架电线,都是给他们自己用的。中国人想用,得看他们脸色。”

他顿了顿。

“这不公平。”

腊月初十。

贝克尔来信了。

信很长,用德文写的,守芳看不懂。可随信附了一份中文译本,是贝克尔找人翻的。

“西门子公司愿出售设备,型电话交换机一套,可接五十户;电报设备一套,可发三百里。两名退休工程师,汉斯和卡尔,愿来奉天工作,月薪各三百马克,另提供食宿。设备总价二万马克,含运费。如同意,可电汇定金五千马克。”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折起来,放进案头那只檀木匣子里。

马祥在门槛边候着。

“姐,这钱……”

守芳道。

“从林业公会账上走。穆家商号也出一部分。就——购买新式机器,提升加工能力。”

她顿了顿。

“别让人知道是电报电话。”

腊月十五。

五千马克定金汇出去了。

走的是穆家那条秘密海路,经天津转香港,再汇到德国。绕了一大圈,为的就是不让日本人察觉。

腊月二十。

守芳收到一封电报。

是从天津转发过来的,德文,贝克尔帮着翻译的。

“设备已装船,预计二月底抵达营口。工程师汉斯、卡尔同船来华。西门子公司。”

守芳把电报折起来。

她走到窗前。

窗外又下雪了。

纷纷扬扬,把天地间染成一片白。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雪雾里立着,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忽然想起贝克尔的那句话。

“这不公平。”

她轻轻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短,化成一片白雾,散在冰凉的窗玻璃上。

快了。

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八。

营口码头。

天还冷,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码头上人不多,几只渔船泊在岸边,随着浪头晃悠。

守芳站在码头边上,身上裹着件灰鼠皮氅,帽檐压得很低。

穆文升站在她身侧,同样裹得严严实实。

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

黑点越来越大,变成一艘货轮。

穆文升压低嗓门。

“张姐,就是那艘。德国船。”

货轮靠岸了。

跳板放下来,几个水手扛着箱子往下走。箱子不大,可沉得很,两个人抬一个,走得很慢。

最后下来的是两个外国人。

一个高瘦,戴着副圆框眼镜,五十来岁。一个矮壮,满脸络腮胡子,也是五十来岁。两人穿着旧大衣,拎着皮箱,站在码头上东张西望。

守芳迎上去。

“汉斯先生?卡尔先生?”

那个高瘦的外国人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

“我是汉斯。他是卡尔。张姐?”

守芳点头。

“欢迎来奉天。”

三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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