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要用外挂嘎嘎乱杀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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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场首映的口碑，开始迅速发酵。
首映结束的那个凌晨，第一批观众从日活戏院走出来，散进了铜锣湾的大街小巷。
他们当中有开夜班的士的司机，有刚收工的夜场保安，有在茶餐厅打烊前赶着吃最后一碗餐蛋面的古惑仔。
这些人平时看完午夜场，顶多跟同行的兄弟聊两句“好看”或者“垃圾”，然后就各回各家。
但今晚不一样。他们在茶餐厅里跟拼桌的陌生人聊，在的士台上跟接班的老友聊，在第二天早上的工地和车间里跟工友聊。
聊的内容出奇地一致。那部叫《西厢滟潭》的片子，跟以前看过的所有咸片都不一样。
“那个日本女主角，真是漂亮到没朋友。”
“不止漂亮，她演得也不错，不是只会脱衣服。”
“那个男主角也很帅，叫什么名字？”
“白古，好像是个新人。”
“那场按摩戏，我看到不敢喘大气。”
“结局还有点感动，我女朋友都看哭了。”
口口相传的力量在1990年的香港，比任何广告都管用。
没有社交网络，没有短视频，没有算法推荐，信息的传递全靠一张嘴和一部电话。
一个人跟三个人说，三个人跟九个人说，九个人跟二十七个人说，几何级数的扩散在一周之内把《西厢滟潭》从一部没人听说过的独立小片，变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上映第三天，日活戏院的售票窗口前开始排起了长队。
不是之前那种只有男人的队伍，队伍里开始出现成双成对的情侣、三五个结伴而来的女白领、甚至还有下了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上班族。
售票阿姨这辈子没见过这种阵仗，一部咸片，女观众比男观众还激动，围在窗口前叽叽喳喳地问“还有没有票”，那场面比周润发的《赌神》上映时还热闹。
男人来看川村千里，女人来看白古。
“没了！明天请早！”售票阿姨扯着嗓子喊，她这辈子卖过无数场午夜场的票，从来没见过咸片能卖到这个地步。
上映第四天，国泰和日活的排片经理几乎同时做出了调整。
他们是老江湖，对数字比谁都敏感。上座率是不会说谎的。《吉星拱照》开场还有七八成，两天后跌到了五成。
《西厢滟潭》开场就爆满，两天后还是爆满，连第一排最边上的座位都卖出去了。放映厅里的空气闷得像蒸笼，但没有人中途离场。
排片经理们开始重新分配放映资源，《西厢》的场次一天比一天多，从午夜场延伸到傍晚场，从傍晚场延伸到下午场。
而《吉星拱照》的排片则一天比一天少，从三个厅缩到两个厅，从两个厅缩到一个厅，最后缩到了只能在下午放一场的地步。
周润发的名字印在海报上再大，也架不住隔壁厅那个日本美女的回眸一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泰的蔡经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话跟同行感慨，语气里带着一种无奈的好笑，“我卖了二十几年电影票，从来没见过一部咸片可以卖成这样。不是咸片，是风月三集片，我现在才明白这个分别。”
上映第五天，口碑的传播范围超出了古惑仔和的士司机的圈子，开始向普通市民阶层渗透。
茶餐厅里的电视机在播午间新闻，新闻里没提这部电影，但新闻底下的广告时段里，已经有电台的主持人在午夜节目里聊起了《西厢滟潭》。
主持人没有直接说片名，咸片的名字不方便在公共电波里念。但他用了一种暧昧的说法：
“最近有部古装片很厉害，日活排队排到出轩尼诗道，男女主角都是新人，但样子漂亮到你不敢相信。有兴趣的自己去看一下，但是别带小朋友去。”
然后报纸也跟上了。
不是影评版面，正经报纸的影评人不屑于写一部咸片。而是娱乐版的边角位置，登了一张《西厢滟潭》海报的小图，配了一行字：
“日活戏院出现排队长龙，观众反应热烈。”
没有评论，没有评分，但光是这行字就已经够了。
1990年的香港市民对于“排队”这两个字有着天然的敏感，什么东西排队，什么东西就值得看。这是人性。
更关键的是，这片子是三集片，而三集片排队的新闻本身就有反差，足够刺激好奇心。
到了第六天，小院线的排片已经有八成都是《西厢滟潭》了。
日活的蔡经理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把《西厢》从午夜档挪到了下午档。
咸片放下午场，这在香港电影放映史上不是没有先例，但像这样大规模地、主动地、理直气壮地排下午场，还是头一遭。
蔡经理的逻辑很简单：午夜场装不下了，下午场空着也是空着，为什么不能放？规矩是死的，钞票是活的。
他赌对了。下午场的《西厢滟潭》上座率依然在九成以上。来看的人什么样都有。
有不用上班的家庭主妇，有下午没课的大学生，有调休的工厂女工。
很多人宁愿挤在白天来看，也不愿意晚上跟一群古惑仔抢位子。
三原夕香的古装海报在日活戏院二楼的整面外墙上被放大到了三层楼高，海报上她那双清冷而妩媚的眼睛俯视着轩尼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潮，像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幽灵，偏偏又比这个时代的一切都鲜活。
真正让鹿劲坤感到意外的，是大院线的反应。
嘉禾和新艺城的人来看了，不是正式派人来，而是私下买票进场，看完之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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