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长安城暗桩传讯， 薛勇失陷天牢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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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丁山渡过黄河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潼关在望，城楼上的灯火像一排狼眼，冷冷地俯瞰着每一个过关的人。夜风从黄河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初冬的寒意，吹得他身上的短打猎猎作响。他在渡口等了半个时辰才等到最后一班渡船，船家是个哑巴，比划着要了他五文钱，把他摇摇晃晃地送过了对岸。

上岸的时候，薛丁山的靴子里灌满了泥水，每一步都发出难听的咕叽声。他没有停下来倒水，牵马沿着官道往潼关方向走，脑子里反复转着刘守正说的那些话。

勇儿已经过了关。他在华阴到长安之间的某条路上，一个人，一把刀，一个包袱。

而他，过了这道关，就算真正踏上了追儿子的路。

潼关的夜卡比白日松懈一些，但守门的士卒并没有打瞌睡。薛丁山牵着马走过去，递上路引——他出门前让老刘头连夜准备好的，用的是“汾州客商”的名义。守卒举着火把照了照他的脸，又照了照路引，问了一句：“做甚的？”

“贩皮货的。”薛丁山的声音很沉，但不闪不避。

守卒又看了他一眼，挥手放行。薛丁山牵马走过城门洞，青石板上的马蹄声在拱形的甬道里回荡，像某种沉闷的心跳。

过了潼关，就是关中地界。

他没有在关外停留，翻身上马，沿着官道向西疾驰。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大又圆，照着广袤的关中平原，把路两边枯黄的庄稼照得一片惨白。这条路他走过无数次——年轻时从长安去云州，从中年时从云州回长安，每一次都是急行军。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路的尽头不是战场，是他的儿子。

他想在明天天黑之前追上勇儿，然后……然后怎么办？他还没想好。刘守正让他别拦，可他怎么能不拦？那是他儿子，十六岁，单枪匹马闯长安，那不是勇敢，是送死。可刘守正又说对了——他拦得住一次，拦不住一辈子。勇儿像他，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薛丁山在马背上颠簸着，脑子里一团乱麻。

第二天午后，他过了华阴。在华阴城外的官道边，他找到了勇儿停留过的痕迹——一个卖炊饼的摊子，摊主说昨天下午有个黑衣少年在这儿买了两个炊饼，还问了一下去长安还有多远。“那孩子长得精神，浓眉大眼的，就是眼神有点凶，像是有仇要报似的。”摊主一边翻着烤饼一边说，“我告诉他还有二百多里，他咬了口炊饼就走了，连口水都没喝。”

薛丁山买了两个炊饼，边吃边追。他算了算，勇儿比他早走两天，但走得不算快，按这个速度，最迟明天上午他就能在长安城外的某个地方追上他。

可他没有料到一件事。

当天傍晚，他到了渭南。渭南离长安只有一百多里了，骑马半天就到。他在渭南的驿站歇脚，想给马喂点草料，顺便打听一下前方的路况。驿站的驿丞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汉子，姓杜，话多得像黄河的水，拦都拦不住。

“你要去长安？”杜驿丞一边给他倒水一边说，“那你可赶上了好时候。这两天长安城里热闹得很。”

薛丁山接过水碗，随口问了一句：“什么热闹？”

“抓了个奸细。”杜驿丞压低声音，眼睛里闪着一种说书人特有的兴奋，“昨儿个夜里抓的，就在长安城西市附近。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说是身上带着刀，被巡街的不良人拦住了，问了两句对不上话，当场就拿下了。审都没审，直接送了大理寺。”

薛丁山手里的水碗“啪”地掉在地上，摔成几瓣。水溅了一地，溅湿了他的靴子和裤腿，他浑然不觉。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杜驿丞被他这反应吓了一跳，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他。“你、你认识那奸细？”

薛丁山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深吸一口气，勉强稳住声音：“不认识。只是……我有一个远房侄子也在长安，十六七岁，怕是他。”

“姓什么？”

“姓……李。”

“那应该不是。”杜驿丞松了口气，又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那奸细姓薛。薛仁贵的薛。你说巧不巧？当年薛仁贵可是咱们大唐的——”

“姓薛？”薛丁山的声音又变了调。

杜驿丞又退了一步，这回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多了几分警惕。“我说这位客官，你到底——”

薛丁山猛地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碎银拍在桌上，转身就往外走。杜驿丞在后面喊了两声“客官你的马还没喂好”，他充耳不闻，解开缰绳翻身上马，一夹马腹，照夜玉狮子——不，他换的那匹枣红马——长嘶一声，朝西疾驰而去。

风灌进嘴里，灌进领口里，灌进每一个缝隙里。薛丁山觉得自己像是被人从悬崖上推了下去，五脏六腑都在往下坠。他拼命压住那种失控的感觉，告诉自己——不要慌，不要慌，消息还没有确认，也许是同名同姓，也许是驿丞道听途说添油加醋，也许那个人不是勇儿。也许勇儿还在路上，也许勇儿已经绕过了长安，也许——

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被抓进大理寺的十六七岁的少年，姓薛，带着刀，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儿子。

大理寺。天牢。

这两个词像两把刀插在薛丁山的心口上。他在军中待了半辈子，太清楚天牢是什么地方——那是大周最阴森、最可怕的地方，关押钦犯的要地，进去了就出不来的地方。他见过从天牢里放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脱了几层皮、断了几根骨头。而勇儿才十六岁，连审讯的手段都没见过。

他被自己的想象吓出了一身冷汗。

枣红马已经跑了一天，口吐白沫，脚步开始踉跄。薛丁山不得不在一处村舍前停下来，花了一两银子从农户手里买了一头骡子。骡子跑得慢，但耐力好，他骑上骡子继续赶路，心里急得像有火在烧。

月亮又升起来了，比昨晚更圆。再过两天就是十五了。薛丁山骑着骡子在月光下赶了一整夜的路，眼睛熬得通红，嘴唇干裂出血，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天快亮的时候，他到了灞桥。

灞桥，长安城的东门户。过了灞桥就是长安城的地界，再往西走二十里，就是春明门。当年他每一次出征，都在灞桥送别；每一次凯旋，都在灞桥被迎接。灞桥的柳树一年比一年粗，他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多。

而今天，他骑着骡子来到灞桥，不是为了出征，也不是为了凯旋。他来这里，是为了打探一个十六岁少年的下落。

他在灞桥边的一家客栈前停下来，拴好骡子，推门进去。客栈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客人，都是赶早路的商贩，正在埋头吃面。掌柜的靠在柜台后面打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住店？”

“打听个人。”薛丁山从怀里又掏出一块碎银，比昨晚那块大得多，搁在柜台上。“昨儿夜里，长安城里抓了一个少年，姓薛，十六七岁。你知不知道这事？”

掌柜的看了一眼银子，没有马上拿，而是先抬头把薛丁山上下打量了一番。那目光很精明，像一杆秤，在称薛丁山的斤两。

“你是什么人？”掌柜的问。

“他叔。”

掌柜的又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断这话的真假。过了片刻，他伸手把银子拢进袖子里，压低声音说：“你坐，我给你倒碗水。”

薛丁山哪有心思坐，但掌柜的已经转身去了后院，他只好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手指在桌面上不停地叩着，像某种急促的心跳。

掌柜的去了一盏茶的工夫才回来，手里端着一碗水，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人四十来岁，身材瘦削，穿着一件灰褐色的长衫，面容清癯，留着一把山羊胡，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他的眼神很沉稳，透着一股见惯了风浪的老练。

“这位是？”薛丁山站起来。

掌柜的介绍道：“这位是长安城西市兴隆号的孙掌柜。兴隆号是做南北货生意的，在长安城各坊都有分号，消息最灵通。你要打听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

孙掌柜拱了拱手，没有客套，直接坐下来，压低了声音：“阁下是薛家的人？”

薛丁山犹豫了一瞬，点了点头。

“令郎的事，我昨晚就知道了。”孙掌柜的声音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戌时三刻，西市闭市之后，令郎在崇化坊附近被巡街的不良人拦住了。他身上带着一把短刀，又是外地口音，被盘问的时候说了句‘来找人’，又说不出找谁。不良人当场搜身，从他怀里搜出了一块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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