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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八章 画像侧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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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有妄想,没有幻觉,没有丧失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那是错的,知道如果被抓会有什么后果。他的行为不是出于疯狂,而是出于一种他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欲望。

“凶手在性心理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获得满足。这种偏差可能源于童年的创伤、长期的性压抑,或者某种生理上的缺陷。

无论如何,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替代性的性满足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核心是暴力。”

布哈诺夫斯基指出,凶手对受害者的伤害方式,比如扼颈、刀刺、肢解、摘取器官,这些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固定模式的。每一次作案都在强化这种模式,每一次得手都在加深他的依赖。他杀人不是为了仇恨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累积了多年的冲动。

“他没有选择,”布哈诺夫斯基写道,“或者,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他可能曾经试图停止,但每一次克制都会让下一次冲动更强烈。到后来,他已经不再试图克制了。”

第四是日常表现。

这一点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中让科斯季耶夫印象最深的地方。

“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有家庭,有工作,有邻居,有同事。邻居不会觉得他可疑,同事不会觉得他奇怪。

他可能在工厂里或者某个机关里有一份稳定的差事,按时上下班,偶尔跟同事喝一杯,周末带家人去公园。他

的妻子和孩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在白天过正常的生活,一个在夜晚或者出差的路上做那些事。”

布哈诺夫斯基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凶手在作案之后,会回到正常生活中去,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他不会因为杀了人而惶恐不安,不会因为害怕被抓而改变生活轨迹。他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机制,能够把那些行为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

“如果你们找到他,”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的末尾写道,“你们会发现,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科斯季耶夫把这份报告读了不止十遍。

他把关键段抄在了一个笔记本上,随身带着。他知道这份报告不能直接用来抓人,它没有提供具体的姓名和地址,没有物证,没有目击者。但它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比之前所有侦查员凭直觉拼凑出来的方向更清晰、更系统的方向。

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在专案组内部传阅了一遍。几个侦查员看了之后,反应不一。有人觉得有道理,有人觉得太抽象,有人觉得“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具体怎么用还得再想”。

科斯季耶夫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份报告。他只是把它放在了案卷里,跟那些失踪人口档案和尸检报告放在一起。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在1984年底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那份报告更长,更细,涉及凶手可能的生活习惯、可能选择的作案时间、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他甚至推测了凶手可能携带的工具:一把刀、一条绳子或者一根铁丝、一个用来装东西的袋子或者提包。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判断。奇卡提洛作案时随身携带的,正是一把刀、一个帆布包,有时候还带着绳子。

但这份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84年秋天,专案组的布控正在收窄,预算在被削减,莫斯科来的专家陆续回去了。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被塞进了档案柜,跟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偶尔有人翻出来看一眼,然后又放回去。

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修改布控方案,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重新筛查前科人员的名单,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调整审讯的策略。

在1984年的罗斯托夫,一个精神病学教授写的关于凶手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在官僚系统的优先级列表上,排得并不靠前。

布哈诺夫斯基自己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过一句很简短的话:“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

1984年9月,奇卡提洛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火车站被便衣警察盘查、抽血、释放的那一天,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已经在科斯季耶夫的档案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的时候提到过。那句话写的是:“凶手可能已经被你们盘查过,但因为某个技术性的原因被排除了嫌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审视排除的依据。”

科斯季耶夫当时看了这句话,没有多想。血型比对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奇卡提洛是A型,现场精斑是AB型。这是“技术性的原因”,而且看起来无可辩驳。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无可辩驳”的技术判断,让奇卡提洛又多活了六年。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参与审讯奇卡提洛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冬天了。他在审讯室里跟奇卡提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着奇卡提洛的脸,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写的那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

他想起自己写过“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想起自己写过“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疏的、面容疲惫的中年男人,心里想的是:报告没有写错。

但报告里没有办法提前写的是,那个“普通人”在六年的时间里,又杀死了二十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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