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顾宪成言祖制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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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是在论证期的第十天站出来的。

他没有在朝堂上说，而是写了一份奏折，洋洋洒洒三千多字，直接递到了内阁。奏折写得极好——不是那种空洞的祖制不可违的老调重弹，而是有理有据、逻辑严密的政策分析。

我拿到奏折的时候，正在御书房里喝茶。

王福把奏折递上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点微妙。他在宫里混了几十年，对朝堂上的风向比谁都敏感。他能感觉到这份奏折的分量不一般。

万岁爷，顾宪成的折子。他说，声音又尖又细，但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墙壁听到。

我接过来，翻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奏折的开头很客气，先夸了一通陛下圣明，广开言路，容臣下畅所欲言之类的套话。然后话锋一转，进入正题。

顾宪成的核心论点只有一个，但这一个论点比沈鲤的三个论点加起来都有力。

他说：太祖定海禁，非为禁商，乃为防倭。今倭患未除，开海何异于开门揖盗？

太祖定海禁是为了防倭。

现在倭患还没有彻底解决。

所以开海等于引狼入室。

我把奏折放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茶是今年的新茶，龙井，清香扑鼻，入口微苦，回甘悠长。但我没有心思品茶，脑子里在飞速运转。

顾宪成这个人，我一直很关注。

他是无锡人，万历八年的进士，现在在吏部任职。历史上，他是东林党的创始人——几十年后，东林党会成为大明朝堂上最大的政治势力，深刻影响了明末的政治走向。他们以正人君子自居，批评朝政，抨击阉党，听起来很正义。但实际上，东林党也有自己的私心——他们代表的是江南士绅和商人的利益，反对向商人征税，反对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

在我的时间线里，东林党还没有形成。顾宪成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吏部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他在士林中的声望很高，很多年轻官员把他视为精神领袖。他每次在国子监讲学，听众都挤得水泄不通。他说的话，第二天就会传遍整个京城官场。

这样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开海禁，分量不是沈鲤能比的。

沈鲤是官场老油条，他的反对更多是出于政治投机——站在这面大旗问题，他的反对是出于真心的忧虑。

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的论点是有道理的。

倭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

丰臣秀吉正在统一日本，他的野心不止于日本列岛。历史上，他在统一日本之后立刻发动了侵朝战争，目标是征服朝鲜、进而入侵大明。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这说明日本对大明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开海禁，确实有风险。

如果开了海禁，日本的商人和间谍可以合法地进入大明沿海，刺探情报、收买内应、为将来的入侵做准备。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顾宪成看到了这一点。

他比沈鲤高明得多。沈鲤只会喊祖制不可违，这种空洞的口号在我面前毫无用处。但顾宪成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现实的、难以回避的问题——倭患未除，如何开海？

我把奏折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窗外传来蝉鸣，嗡嗡嗡的，没完没了。六月的京城热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闷热潮湿的味道，混着远处飘来的槐花香。

顾宪成的论点有道理。

但我有更好的反驳。

他说倭患未除，不可开海。

我的反驳是——正因为倭患未除，才更要开海。

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防倭需要海军。大明现在没有像样的海军，沿海防御全靠陆上的卫所兵和几条破船。这种防御方式是被动的、低效的——敌人来了才知道，来了也追不上。要真正解决倭患，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把防线从海岸推到大洋上。

第二，建海军需要钱。造船、买炮、训练水兵、建港口——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钱从哪里来？国库的盈余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海禁、搞贸易、收海贸税。

第三，开海还能获取情报。海禁之下，大明对海外的情况一无所知——日本在干什么、西班牙人在干什么、荷兰人在干什么，全都不知道。开海之后，商人来来往往，信息自然就流通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开海不等于不设防。可以开放贸易，同时加强海防。设立市舶司管理贸易，设立水师巡逻海域，对来往船只进行检查和登记。合法的商人走正道，非法的走私和海盗严厉打击。疏堵结合，才是正道。

这套逻辑是完整的、自洽的。

但我不能现在就说出来。

时机不对。

如果我现在就把这套逻辑抛出来，反对派会立刻找到新的攻击点——陛下说要建海军，那海军的钱从哪里来？陛下说开海能获取情报，那万一敌人也获取了我们的情报呢？陛下说疏堵结合，但谁来执行？市舶司的官员会不会也贪腐？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详细的方案来回答，而这些方案我还没有准备好。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契机。

一个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倭患确实是威胁，但海禁解决不了这个威胁的契机。

我睁开眼睛，拿起笔，在顾宪成的奏折上批了几个字：所言有理，容朕深思。

然后把奏折交给王福，让他发回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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