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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2章 新学门生入工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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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六年十月。

首批格物科进士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迅速扩散开来。

越来越多的新学门生开始进入朝廷各部。不只是格物科进士,还有前几年通过算学科入仕的人,以及皇家技术院培养的技术官员。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工部、户部、兵部,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

工部是变化最大的。

以前的工部是什么样子?一群老官员坐在衙门里,靠经验办事。修一座桥,老工部侍郎拍拍脑袋说差不多这么宽就行了。建一段城墙,老工部主事凭感觉说用这么多砖应该够了。图纸?没有图纸。预算?大概齐就行。质量检验?老师傅用手摸一摸,用脚踩一踩,说就行了。

这种做法在我前世叫拍脑袋工程,是要出人命的。

现在不一样了。

新学门生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量。

量什么?量一切。

河流的流量要量,土壤的承载力要量,砖石的强度要量,木材的含水率要量。每一个数据都要记录在案,每一个决策都要有数据支撑。

我前世在工地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数据呢?——没有数据支撑的方案,在我这里一律不过。现在这些新学门生把同样的习惯带进了工部,老官员们一开始很不适应,觉得这帮年轻人事儿多。但慢慢地,他们发现有数据支撑的方案确实比拍脑袋靠谱得多。

他们还带来了一样东西——图纸。

以前工部的工程项目,很少有正式的图纸。工匠们靠口耳相传,师傅带徒弟,手把手地教。一个工程做完了,除了一堆账本,什么技术资料都没留下。下次再做类似的工程,又得从头摸索。

新学门生不一样。他们做任何工程之前,先画图纸。平面图、剖面图、细部图,一样不少。图纸上标注了每一个尺寸、每一种材料、每一个施工步骤。

这种做法在工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老派官员们一开始是嘲笑——画那么多图有什么用?浪费时间!

然后是不屑——我们修了一辈子桥,还用你们这些毛头小子来教?

最后是恐惧——如果所有东西都写在图纸上,那我们这些老人还有什么用?

恐惧才是真正的问题。

老派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经验。他们知道怎么修桥、怎么建城、怎么挖渠,这些经验是他们几十年积累的,也是他们在官场上立足的资本。新学门生用图纸和数据取代了经验,等于是在掘他们的根。

这种感觉我前世也经历过。当bI(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老工程师也是这个反应——我画了三十年图纸,你让我用电脑?但最后,不会用bI的人都被淘汰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十五,工部发生了一件事。

新学门生孙元化设计了一座跨河石桥的方案,图纸画得非常详细,计算过程也很严谨。但工部侍郎刘元霖看了之后,当场否决了。

理由是:桥墩太细,承不住。

孙元化不服,拿出计算过程:大人,臣算过了。按照石材的抗压强度和河水的冲击力,这个桥墩的截面完全够用。如果加粗,反而会增加水流阻力,对桥基不利。

刘元霖冷笑了一声:你算的?你修过几座桥?我修了三十年桥,我说承不住就承不住。

孙元化涨红了脸:大人,数据不会骗人——

数据?刘元霖拍了桌子,声音在工部大堂里嗡嗡回响,我告诉你,数据是死的,桥是活的!你在纸上算得再好看,到了工地上全是另一回事!

这件事闹到了我这里。

两份奏折,一份是孙元化的,附了详细的计算过程和图纸。一份是刘元霖的,通篇都是臣从政三十年臣修桥无数之类的话,没有一个数据。

我把两份奏折放在一起,看了很久。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传旨:孙元化的方案照准。桥按他的图纸修。同时,命刘元霖全程监督施工,如有问题随时上报。

这个决定很巧妙——我支持了孙元化的方案,但也给了刘元霖面子,让他去监督。如果桥修好了没问题,那就证明孙元化是对的。如果真出了问题,刘元霖可以及时发现。

三个月后,桥修好了。

通车那天,我让人赶了一辆满载石料的重车从桥上过。车轮碾过桥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桥身纹丝不动。围观的百姓发出一阵欢呼,有人甚至跳到桥上使劲跺脚,想看看桥会不会晃。

桥没有晃。

刘元霖站在桥头,脸色很难看。他的嘴唇紧紧抿着,下巴上的肌肉绷得像石头。

他没有说话。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新学门生的方案。

不是因为他服了,是因为他怕了。

他怕的不是孙元化,是数据。数据是冷冰冰的,不讲情面的,不会因为你修了三十年桥就给你面子。

这件事之后,我在工部推行了一项新制度:所有工程项目,必须先提交图纸和计算报告,经技术审查通过后才能开工。技术审查由新学门生和老派工匠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负责。

这个制度的核心思想是——用数据说话,用图纸设计,用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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