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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4章 曾先生说书,李婆掌上明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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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先生姓曾,村里人都叫他曾先生。

他是货郎走后的第四天来的。那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炊烟正在各家屋顶上往高处爬,村口忽然来了一个穿靛蓝长衫的中年人,背着一只旧木箱,手里提着一面小鼓。他不像货郎那样挑着担子叫卖,也不像灰袍人那样骑马赶车,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进村口,在枣树底下站定,把木箱放在地上,从里面取出一块方帕铺开,然后坐下。

苏炎蹲在枣树上往下看,第一眼就觉得这人不一样。他瘦,但不弱,身形像一根被风吹弯了又直回来的竹子。他的长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却浆得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褶皱。他的脸清癯,颧骨高,一双眼睛不大,但黑得透亮,像两口极深的井,井底沉着很多他不想说的话。他坐下之后没有马上敲鼓,而是先环顾了一圈四周——看枣树,看井台,看远处的山,像是在用目光丈量这座村子的大小。那目光里有打量,有估量,还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戒备。随即那戒备慢慢散了,像是确认了这里没有危险,他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曾先生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支了摊子。他敲了三下鼓,竹板一打,开口就说了一段《隋唐演义》里秦琼卖马的故事。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晰,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该紧的地方紧得像绷断的弦,该松的地方松得像春风拂面。一段说罢,围观的村民意犹未尽,陈婶子第一个往他面前的木箱上扔了两文钱,宋婶子跟着扔了一文,庄叔从兜里掏出三文搁上去。曾先生拱了拱手,没数钱,只说了句多谢诸位赏脸。

往后他每天傍晚来枣树底下说一段。有时候说《三国》,有时候说《水浒》,有时候说一些野史杂谈。他的本事确实比那些走村串巷的江湖艺人大得多,节奏、语气、神情都拿捏得极好,一段书说下来能把人的心提起来又放下去。村里人渐渐跟他熟了,知道他姓曾,以前在京都最大的酒楼里当过几年说书先生,攒过一些家底。但问他后来为什么离开了京都,他只摆了摆手,说了句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便不肯再往下说了。他早年说书精彩,得的赏钱不少,可那些钱大多在逃命路上用尽了,如今只剩一只木箱、一面小鼓、一副竹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他就靠着这些东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这天傍晚,曾先生照例在老槐树底下支了摊子。雪化了大半,地面湿漉漉的,槐树底下的泥地被踩得实实的光光的。围坐的人比往常多了些,连巷子深处那些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老人都搬着小马扎出来了。几个半大小子光着脚挤在最前面,蹲在地上仰着头看他。苏炎蹲在枣树上,位置正好,看得清楚。

曾先生敲了三下鼓,清了清嗓子,开口说的却不是往日那些熟段子:列位老小,今儿不说三国,也不说水浒。说一桩新鲜事——是前阵子我在隔壁县听来的。说有一家大户,老太爷当年是进士出身,在京城做过几年官。老太爷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娶了一房媳妇,媳妇是个本分人,嫁进门之后孝顺公婆、操持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可老太爷一直嫌她娘家穷,嫌她没见识,嫌她配不上他儿子。那媳妇生了两个闺女,老太爷更不待见了——说她们家没个带把的传香火。家里上上下下都瞧不起那媳妇,连丫头婆子都敢给她脸色看。她男人倒不是坏人,可也没替她说过几句话。他总觉得——我娘她那人就那样,你多担待点

槐树底下的婶子们面面相觑。陈婶子搓着手上的水,跟宋婶子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分明在说——这不就是丁婆子跟小丫她娘的事儿吗?换了个说法而已。曾先生看了她们一眼,像是猜到了她们在想什么,微微一笑,接着说:那媳妇忍了十年。两个闺女渐渐大了,大闺女十二了,跟她娘一样乖巧懂事,天天帮着她娘干活,还偷偷认了几个字。老太爷说,十二了,该说人家了。找了一家愿意出聘礼的——聘礼不少,可那户人家在南边深山里,据说当家的是个老鳏夫,四十多了。大闺女不想去,她娘也不想让她去。可她不敢说不去。

曾先生顿了顿,小鼓槌在鼓沿上轻轻磕了一下:有一天夜里,那媳妇把她两个闺女从被窝里叫起来,给她们一人换了一身旧衣裳,揣了几个窝窝头,带上家里仅有的几串铜钱,趁黑出了门。她把她们送到村外三里地的路口,指着一条往南去的官道,跟她们说——往南走,别回头。走到有城墙的地方就停下,找个活干,好好活着。娘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们不能跟娘一样。

槐树底下安安静静的。张婶子的眼眶红了,李婶子伸手拍了拍她的背。阮姐手里那把花生攥着没剥。

曾先生叹了口气,把鼓槌放下,语气慢了下来:后来呢,那俩闺女往南走了,一路走一路问,走了七天才看见城墙。大闺女在城里一户人家帮厨,小闺女在绣坊里学手艺。过了一年,大闺女攒了些钱,托人捎了信回来。信上说——娘,我们安顿下来了,你别担心。将来我攒够了钱,就回来接你走。那媳妇收到信的时候,一个人躲在灶房里哭了半天。

曾先生说到这儿,忽然笑了一下:列位可能觉得这故事就到这儿了。可后面还有一段——那老太爷第二年死了。病死的,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他儿子和几个伺候的人。他闺女——就是那两个闺女的姑姑——嫁到了外地,连回来都没回来。老太爷咽气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你媳妇。我对不起那俩丫头。他儿子没吭声。他知道他爹真到了临死前才看清楚自己这辈子干了些什么,可就剩最后一口气了,看清楚了也晚了。

槐树底下沉默了很久。庄叔把烟杆从嘴里拿下来,轻声说了一句:临死之前看清楚自己干了啥——这还算好的。有些人到死都不觉得自己错了。

可不就是。陈婶子接话,声音闷闷的,有些人活一辈子,骨头缝里都是硬的,到死都不肯认一句错。他那句对不起要是早十年说出来,那媳妇不至于把闺女送走。可他就非得等到咽气之前才说。说了有啥用?闺女已经走了,媳妇心里那个疤已经结死了。

李婶子嗑了一颗瓜子,壳吐出来,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知错的时候还有改的机会,那叫知错。临死了才认错,那叫临终后悔,跟知错不是一回事。

曾先生听了,点了点头,没有反驳。他端起旁边那只粗瓷碗喝了一口水,把鼓槌收进木箱里,站起来朝众人拱了拱手:今儿就说到这儿。明儿再来。

人群散了。苏炎蹲在枣树上,看着曾先生弯腰收拾木箱的背影。他的手很稳,动作不紧不慢的,把方帕叠好放进箱里,把竹板用一根细绳扎好,把鼓面用一块布盖住。他做事有一种匠人的精细,像在对待一件值得尊重的器物。苏炎心里忽然冒出两个字的念头——有故事。这个人身上背着的不是一只木箱,是他在京都那些年走过来的路,是某段他不敢说出口的旧事。

第二天一早,苏炎从榆树上飞过村子的时候,看见李婶子家门口围了一圈人。他落下来一看——李婶子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个襁褓,正拿脸贴着那襁褓蹭来蹭去,嘴里哦哦哦地哄着。张婶子坐在旁边,脸色有些发白,但笑着的。那襁褓里包着一个小小的、红扑扑的脸,眼睛闭着,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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