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土地改革全国推行（2/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工作队一方面核查契约真伪，一方面加强对佃户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政务院颁布了《土地改革期间土地交易暂行条例》，规定自兴华元年十月（土地改革决议通过之日）起，所有土地交易必须经当地土地改革委员会审核，否则无效。
阻力重重，但推进也在继续。
三月初，第一批土地分配完成。在江汉平原、山东半岛等基础较好的地区，数十万农民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证——那是一张盖着县府大印的硬纸，上面写着姓名、田亩数、地块位置、等次。
许多农民不识字，但他们会请工作队的人一遍遍念给他们听，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土地证用油纸包好，藏在箱底。
“这是命根子啊。”一个老农抹着眼泪说，“有了这个，再也不怕东家收地了。这是咱自己的地，传给子孙的地。”
但也有悲剧发生。
三月十五，江西某县。当地最大的地主杨百万，在得知自己的五千亩田地要被征收后，竟然连夜组织家丁，将准备分给农民的田契、地契全部烧毁。工作队发现后，杨百万竟然还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佃户，冲击工作队驻地，打伤三名队员。
当地驻军迅速控制局面，逮捕了杨百万及其主要帮凶。政务院将此案作为典型，公开审理，最终判处杨百万十年监禁，没收全部非法财产。
消息传出，震动全国。
这是土地改革开展以来，第一起对暴力抗法者的重判。它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改革势在必行，暴力反抗必将受到严惩。
但同时，政务院也下达指示：各地工作队必须更加注意工作方法，防止激化矛盾；对主动配合的地主，可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老弱地主，地方官府要给予适当安置。
刚柔并济，有堵有疏。
四月，萧清月在启元城听取各地汇报。
“截止三月底，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县占全国总数的三成。”周子安推着眼镜，读着统计报告，“分配土地一千二百万亩，惠及农户八十万户。但与此同时，发生各类冲突事件三百余起，其中暴力事件四十七起，伤亡人数……工作队方面，殉职九人，受伤一百二十八人；地主方面，死亡三人，受伤六十五人；佃户伤亡……还在统计中。”
报告厅里一片沉默。
九条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他们的名字，要刻在英烈碑上。”萧清月声音低沉，“他们的家属，要得到最高规格的抚恤。”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我知道，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土地改革触及的是千百年来的根本利益，不可能没有流血。”
“但我们要清楚——这九个人的牺牲，换来的是八十万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是数百万曾经无立锥之地的百姓，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活生生的人，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改变。”
她转过身：“传令各工作队：第一，加强安全防护，队员不得单独行动；第二，遇到强烈抵抗，不要硬拼，及时上报，请求支援；第三，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百姓理解政策、支持政策；第四，对配合改革的地主，要给予公正评价，该补偿的补偿，该安置的安置。”
“土地改革不是要消灭地主这个阶层，是要建立更公平的土地制度。我们要打击的是暴力抗法者，不是所有地主。”
命令下达，改革继续推进。
但深层次的矛盾，也开始显现。
四月下旬，南方七省八十三名士绅联名上书，恳请“暂缓土地改革，以免动摇国本”。他们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改革过急，民心动荡；二是大量土地易主，可能影响今年春耕；三是地主阶层中亦有爱国之士，不应一概而论。
林凡在启元殿接见了这些士绅的代表。
他没有发怒，而是耐心倾听，然后拿出一叠数据：
“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八百亿斤，平均亩产一百五十斤。而在已完成改革的江汉地区，亩产达到二百斤。为什么？因为农民有了自己的地，舍得下本钱，舍得花力气。”
“去年，全国发生租佃纠纷三千七百余起，其中因地主强行收地引发的冲突占六成。而在改革区，这类纠纷下降九成。”
“至于春耕——改革区的农民，比谁都更珍惜自己的土地，他们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春耕进度反而快于未改革区。”
数据面前，士绅们无言以对。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林凡平静道，“担心家业不保，担心地位不再。但请你们想一想——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有土地、多数人无地可种的国家，能长久吗？一个农民辛苦一年却吃不饱饭的社会，能稳定吗？”
“土地改革，不是要剥夺你们的全部，是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起点。你们中的许多人，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新时代需要的不只是地主，更需要教育家、实业家、科学家。如果你们愿意，国家会提供新的出路——办学堂，办工厂，办研究所。”
“顽固守着旧土地制度，只会被时代抛弃。顺应变革，寻找新路，才能在新中华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次接见后，联名上书的士绅中，有三分之一改变了态度。他们回到家乡，有的主动配合改革，有的开始筹划转型。
但仍有三分之二在观望，甚至暗中串联。
五月，土地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在顽固地区，工作队调整策略：不再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让农民自己起来争取权益。
“自己的地，自己争。”这句口号传遍大江南北。
农民们开始组织起来，集体到官府请愿，要求尽快分田；集体与地主谈判，要求降低租金直至交出土地；集体监督土地丈量，防止舞弊。
农民协会的成立，让土地改革有了真正的群众基础。地主们面对的，不再是几个工作队队员，而是成千上万觉醒的农民。
大势，已不可逆转。
兴华二年六月底，土地改革完成全国六成地区的推行。
八百万农户分到了土地，数千万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
夏粮收获时，改革区传来喜讯：平均亩产增加两成，总产量增加三成。许多农民第一次有了余粮，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第一次能够送孩子去上学。
希望的种子，在土地上生根发芽。
但斗争远未结束。
在剩下的四成地区——主要是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改革阻力依然巨大。
而已经完成改革的地区，也出现了新问题：有的农民不擅耕作，产量反而下降；有的农民得到土地后，被高利贷诱惑，偷偷抵押田地；有的地方宗族势力试图通过控制农民协会，变相把持土地分配权。
土地改革，不是分完地就结束了。
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配套的法律、金融、教育、组织建设。
它需要建立农村信贷体系，防止农民因急需用钱而失去土地。
它需要普及农业技术，提高耕作水平。
它需要健全基层组织，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
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但至少，第一步已经迈出。
一个公平的土地制度，已经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初步建立。
千千万万的农民，第一次真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挺直了腰杆。
而这一切的代价，是九名工作队队员的生命，是数百起冲突，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内部矛盾阵痛。
但萧清月相信，这是必要的阵痛。
就像婴儿出生时的啼哭，就像黎明前的黑暗。
没有阵痛，就没有新生。
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
土地改革的火焰已经点燃，它将烧尽旧时代的积弊，为新中华的崛起，奠定最坚实的根基。
而在火光中，一个崭新的农村，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艰难而坚定地诞生。
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