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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6章 法律体系的完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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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月,司法体系基本运转起来。全国设立初级法院一千二百余所,地方法院一百八十余所,高等法院二十三所,最高法院一所。共有在编法官三千余人,书记官、法警等辅助人员过万。

十月,法典的影响扩展到商业领域。

上海商人陈光甫与英商签订了一批棉布进口合同。货到后,陈发现质量与样品不符,要求退货。英商以“合同未明确质量标准”为由拒绝。

按以往,这种涉外纠纷往往吃亏的是华商。但这次,陈光甫聘请律师,依据《商法典》“买卖合同”章节和“国际贸易惯例”条款,将英商告上上海地方法院。

庭审中,律师出示了国际通行的纺织品检验标准,证明了货物确实不符合商销品质。法官采纳了这些证据,判决英商退货退款。

英商不服,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不仅维持原判,还依据《商法典》新设立的“诚信原则”条款,判决英商赔偿陈光甫的仓储损失和诉讼费用。

此案成为经典判例,被编入最高法院主编的《判例汇编》。从此,华商与外商打交道时,腰杆硬了不少。

“以前洋人总说我们法律不健全,现在咱们有法典了!”

“打官司不怕,只要有理有据。”

“做生意更放心了,合同有法可依。”

十一月,法典开始触及最敏感的领域:土地产权。

安徽某县,两大家族为一片山林争执三代,械斗死伤数十人。新上任的县令没有像前任那样“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建议双方去法院确权。

地方法院受理后,没有急于判决,而是派出测绘队实地勘界,调阅了近百年的地契、税单、族谱。最终依据《民法典》“不动产登记”和“取得时效”条款,结合证据,做出了清晰的产权划分。

判决后,法官召集两族族长:“判决书在此,山林界线已标。今后若再因此争执,就是藐视法庭,要入罪的。”

两族族长看着盖着法院大印的判决书和详细的地图,三代恩怨,竟就这样了结。

消息传回,朝廷震动。原来许多看似无解的民间积怨,只要依法办事,竟能如此化解。

腊月,最高法院发布了第一份《司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法典颁行八个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案件十二万六千余件,结案九万八千件。其中民事案件占六成,刑事案件占三成,行政案件占一成。上诉率百分之十五,改判率百分之七——说明大多数案件一审质量较高。

更令人振奋的是,民间纠纷的暴力解决率明显下降。许多地方官员反映:“以前三天两头有械斗,现在都说‘去法院’。”

林凡在御前会议上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姓开始信法,而不是信拳头;信法院,而不是信关系。这就是法治社会的开端。”

当然,问题也不少。报告也指出:部分地区法官素质不高,判决质量堪忧;有些地方官员仍变相干涉司法;民间对诉讼程序不熟悉,导致诉讼困难……

“有问题正常。”林凡道,“任何新制度都要磨合。关键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兴华四十一年正月,帝国举行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会上,沈家本提出了未来五年的目标:完善诉讼援助制度,让穷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建立法律图书馆系统,向公众开放;推广法制教育,让百姓知法守法用法……

林凡亲自到会讲话,只说了三句:

“第一,法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廉。

第二,法律要成为弱者的盾牌,而非强者的工具。

第三,法治之路很长,但我们已经起步。”

会议结束时,与会的三百多名法官集体宣誓:“忠于法律,公正司法,扞卫正义,永不屈服。”

誓言声在会场回荡,庄严而坚定。

走出会场,春雨又至。

沈家本撑起油纸伞,对身边的年轻法官说:“二十年前,我在刑部当差时,断案全凭‘情理’,律条不过是摆设。今天,咱们终于有了完整的法典,有了独立的法院,有了专业的法官……这条路,走了二十年啊。”

年轻法官望着雨中朦胧的北京城:“院长,您觉得,咱们真能建成法治国家吗?”

沈家本沉默片刻,缓缓道:“法典是纸上的法,法院是地上的法,而真正的法治——在百姓心里。当有一天,一个普通农夫受了委屈,第一反应不是找族长、不是找官员,而是说‘我要去法院’……那时候,法治才算真正扎根。”

雨越下越大。

但法院门前的石狮,在雨中昂首矗立。

那石狮脚下,是新刻的四个大字:

“法平如水”。

帝国的法治之路,刚刚铺下第一块基石。

前路还长,风雨还多。

但这基石,已然坚固。

它将承载起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转型的全部重量。

也将守护亿万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朴素信仰。

法典已颁,法院已立,法官已誓。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交给实践,交给——

一代代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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