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章 第一次经济周期波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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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四十三年腊月,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外的货场上,堆积如山的货物开始让所有人不安。
堆积最多的,是青灰色的机制砖块。这些砖块在一年前还是抢手货——铁路沿线新城建设、工厂扩建、民居改造,都需要砖。去年这个时候,砖窑厂主们带着现银排队等货,砖价从每万块二十两涨到三十五两。
于是,今年春天开始,天津周边新开了三十七座砖窑。夏季,直隶省砖窑总数达到二百一十一座,年产砖超过五十亿块,足够建造十座天津城。
而现在,其中至少一半的砖,堆在货场里,任凭风吹雨淋。
“王老板,你这批砖……还要不要?”货场管事小心地问。
姓王的砖窑主蹲在砖堆旁,手里捏着一块砖,啪地掰成两截。断面粗糙,气孔密布——这是赶工时的劣品。
“要?谁要?”他声音嘶哑,“新城规划改了,只修一半;工厂说资金紧张,暂停扩建;老百姓……老百姓现在都买水泥砖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帮我问问,有没有人要废砖铺路。一万块……五两银子就卖。”
“这价……”
“总比扔了强。”
同样积压的,还有生铁、棉纱、普通瓷器、甚至缝纫机——这些去年还供不应求的货物,如今都成了烫手山芋。
腊月十五,天津商会的紧急会议在劝业场三楼举行。能容纳二百人的大厅挤满了人,窗边都站着人,烟雾缭绕,气氛凝重。
会长范旭东敲了敲桌子,嘈杂声才渐渐平息。
“诸位,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他开门见山,“生铁库存十二万吨,够全国用三个月;棉纱库存八万包,够江南织布厂用四个月;机制砖……我就不说了。价格呢?生铁从每吨三十两跌到十八两,棉纱从每包四十两跌到二十五两,砖从三十五两跌到十五两——还在跌。”
台下有人喊:“范会长,得想个办法啊!我的窑厂三个月没开工了,欠着工人三个月工钱!”
“我的铁厂也是!银行天天催贷款!”
“纱厂更惨,棉花是高价时进的,现在纱价跌成这样,纺一包亏十两!”
范旭东示意大家安静:“办法不是没有。今天请来了户部徐尚书,听听朝廷的意思。”
徐谦从侧门走出,站到台上。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尚书,神色比平时更加严肃。
“诸位的难处,朝廷知道。”他声音不高,但大厅里鸦雀无声,“不光是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都有类似情况。根据各地报上来的数据,初步估算:全国有三百余家工厂停工或半停工,涉及工人约五万;积压货物总值超过一千万两;商家欠银行贷款约八百万两。”
台下响起一片抽气声。
“原因是什么?”徐谦顿了顿,“本官和同僚们分析,主要有三:第一,前几年投资过热,大家都看好铁路、城建、工厂,一窝蜂上马,导致产能短时间内暴增;第二,民间资金有限,银行放贷太松,如今银根收紧,大家都没钱了;第三,国际市场变化,英国棉纱降价倾销,冲击了咱们的市场。”
他环视众人:“朝廷不会坐视不管。但怎么管,需要商议。今日来,就是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纱厂老板站起来:“徐大人,能不能……让银行暂缓催贷?给我们喘息的时间。”
立即有人附和:“对!缓一缓,等市场恢复了,我们一定还!”
“还有税收,能不能减免?”
“朝廷能不能收购些积压货物?”
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徐谦认真记录,不时追问细节。
会议开了三个时辰。结束时,范旭东送徐谦下楼,低声问:“徐大人,朝廷到底什么打算?”
徐谦望着货场上堆积的货物,缓缓道:“范会长,你经商三十年,见过这种局面吗?”
“见过。光绪年间有过几次,但没这么大规模。”范旭东苦笑,“那时是战乱、灾荒导致。这次……纯粹是生意做过头了。”
“是啊,生意做过头了。”徐谦重复道,“以前总说‘供不应求’,现在尝到‘供过于求’的滋味了。朝廷也在学习——学习怎么在太平年景,管理这过热的经济。”
他拍拍范旭东的肩:“耐心等几天。陛下已经召集内阁,连续开了三天会了。”
同一时间,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内,争论已经持续到深夜。
炭火盆烧得通红,映照着与会者焦虑的脸。
“必须救市!”工部尚书周明几乎是吼出来的,“五万工人失业,若不安置,年关怎么过?这些人若闹起来……”
户部侍郎反驳:“怎么救?朝廷哪来那么多钱?今年税收因经济下滑,已比预估少两成。若再拿钱救这些盲目扩张的商人,国库空虚,如何是好?”
“那就眼睁睁看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盲目投资就该付出代价!”
“代价?代价是工人饿肚子!”
争吵声中,萧清月一直沉默。直到双方都累了,她才缓缓开口:“诸位,我们是不是先搞清楚一件事:这次波动,是暂时调整,还是长期衰退?”
众人一愣。
“如果是暂时调整,那就帮企业渡过难关;如果是长期衰退,就要考虑产业转型。”她走到墙边,指着图表,“看数据:积压最多的是低端产品——普通砖、粗纱、生铁。而高端产品呢?特种钢材、精密机器、化工产品,仍然供不应求。”
她转身:“这说明什么?说明不是所有行业都过剩,是低端产能过剩。市场在用价格告诉我们:粗制滥造的东西,没人要了;精工细作的东西,仍然抢手。”
林凡点头:“皇后说得对。这不是全面衰退,是结构调整。”
他站起身:“所以对策要分三层:第一,救急——不能让工人饿肚子过年;第二,治标——帮优质企业渡过难关;第三,治本——推动产业升级,避免重蹈覆辙。”
腊月二十,朝廷连发三道诏令。
第一道,《保障工人生活紧急办法》:要求各地官府,对停工企业拖欠的工人工资,先行垫付三成,让工人过年;同时组织“以工代赈”,整修水利、道路,安置失业工人。
第二道,《工业企业临时救助办法》:对产品有市场、经营规范、只是暂时困难的企业,由“帝国发展银行”提供低息过桥贷款,期限一年;对积压货物,朝廷按成本价五成收购,用于公共建设。
第三道,《推动产业升级指导意见》:要求各省设立“工业技术改进基金”,资助企业更新设备、培训工人、研发新产品;对采用新工艺、生产新产品、达到质量标准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诏令一出,反响剧烈。
工人们松了口气——至少年关能过了。天津失业工人王大力领到官府垫付的六两银子工钱时,眼眶都红了:“还以为这个年过不去了……”
企业主们则心情复杂。符合条件的,赶紧去银行申请贷款;不符合的,只能咬牙硬撑或破产清算。
最精明的一批人,看到了第三道诏令的机会。
范旭东的永利碱厂原本也积压了三千吨纯碱,但他没有申请救助贷款,而是找到科学院化学所,合作研发“新式制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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