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特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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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在大门内侧的廊柱后面站定，身体半隐在阴影里，目光追着那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院子。轿车在办公楼前停稳，谭正则从后座迈出来的时候，右腿的跛态在午后的光线里格外明显——他的右脚落地时膝盖会向外侧微微撇一下，然后迅速收回，像是每一步都在克服某种隐痛。这种跛态不是伪装，是真伤，而且年头不短了。

谭正则站定之后拉了拉中山装的衣摆，抬头打量了一下76号办公楼的大门，表情平静而从容，丝毫没有一个中国情报官员进入日伪特工总部时应有的局促或紧张。这本身就不正常。一个中统特派员走进76号，就像一只猫走进狗窝——要么是被抓进来的，要么是来做交易的。谭正则显然不是被抓进来的，因为押送他的特高课特务对他很客气，还主动替他拉开了车门。

从副驾驶座下来的是宫本的机要秘书小林，一个戴金丝眼镜、会说流利中文的鬼子文官。小林引着谭正则走上办公楼前的台阶，两人边走边低声交谈，表情都很放松，像是在讨论一件已经谈妥了的事情。郑耀先从廊柱后面走出来，朝大门方向走去，正好与谭正则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下迎面碰上。

这是两人第一次近距离照面。谭正则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五左右，脸庞瘦削，颧骨微微突出，戴着一副黑框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目光极为锐利，扫过郑耀先的脸时停留了不到一秒——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打量，快速、精准、不留痕迹。他的嘴角挂着一丝礼节性的笑意，但笑意没有延伸到眼角，那双眼睛始终保持着一种审视的冷度。

“这位是？”谭正则偏过头问小林。

“76号情报处处长，郑耀先。”小林用流利的中文介绍道，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平淡，仿佛在介绍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郑耀先。”谭正则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语调微微上扬，像是在嘴里咀嚼这三个字的分量。他伸出手，手指瘦长而有力，掌心干燥，握手的力度不长不短，刚好三秒——这是一个老练情报人员之间的标准握手时长。“久仰大名。我在南京就听说过郑组长的事迹——关东军情报课的几个重要据点，据说都是郑组长的情报组挖出来的。”

郑耀先握住谭正则的手，嘴角同样浮起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谭专员过奖了。情报工作靠的是整个系统的配合，我一个人能做成的事很有限。”他松开手，目光扫了一眼小林，然后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问道，“谭专员今天来76号，是有公务要跟宫本顾问谈？”

没等谭正则开口，小林就抢先回答了：“谭先生是山本课长请来的客人。具体事务由山本课长亲自接洽，我负责接送。”说完他便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谭正则绕过郑耀先，径直往宫本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山本请来的客人。这几个字在郑耀先的脑子里炸开了。谭正则不是被特高课抓来的，也不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而是山本太郎亲自请来的。中统特派员是山本的座上宾——这意味着特高课和中统之间正在进行某种层面的合作，而这种合作的直接目标，很可能就是郑耀先自己。

郑耀先没有在原地多做停留，他继续朝大门走去，脑子里却在高速运转。中统和特高课一向是死敌——中统在沦陷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刺杀汉奸和搜集日伪情报，特高课的首要任务则是清剿中统潜伏组织。两个水火不容的机构忽然坐在一起喝茶，只可能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共同的敌人，既不能是关东军情报课——因为中统跟关东军情报课也有勾连，否则陆中和谭正则不会一下火车就直奔关东军情报课的据点。也不能是军统——因为中统和军统虽然在重庆互相掐得你死我活，但在沦陷区还不至于公开配合鬼子打击对方。

那么山本和谭正则之间的共同敌人是谁？

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

山本反共，谭正则也反共。山本想挖出潜伏在76号和军统内部的共党卧底，谭正则想挖出潜伏在中统和军统内部的共党卧底。两个人的目标高度重合——而郑耀先的另一个身份，正是中共潜伏在军统内部的高级特工。如果山本和谭正则已经达成了某种情报共享协议，那郑耀先面临的风险就不是被军统内部调查那么简单了，而是特高课和中统从两个方向同时收紧绞索。

但他现在最迫切的不是担心这个，而是要弄清楚谭正则今天来76号具体谈了什么。郑耀先走出76号大门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拐进了极司菲尔路斜对面的一家茶馆，在二楼临街的雅间里坐下来，要了一壶龙井。这个位置刚好能透过木格窗看到76号大门的全部进出情况——谭正则什么时候出来，跟谁一起出来，坐什么车走，走哪个方向，这些细节都能看到。

茶馆里客人不多，二楼雅间更是只有他一个人。伙计端上茶水和几碟瓜子之后就退下了，郑耀先端着茶杯，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76号的大门。他在心里默默地做着推演——谭正则到访76号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这个时间山本通常已经处理完课内公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秘密会面。会面时间如果超过半小时，说明谈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在讨论具体的合作条款。如果会面结束后谭正则是由宫本亲自送出门的，说明山本对这次合作高度重视。如果谭正则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什么东西——比如公文包明显鼓了起来——那就是山本向他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情报材料。

茶喝了小半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就在郑耀先准备续第二壶水的时候，一辆黄包车在茶馆楼下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孝安。宋孝安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毡帽，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袱，看上去就像个走街串巷的账房先生。他抬头扫了一眼茶馆二楼的窗户，和郑耀先的目光对上了不到半秒便移开，然后拎着布包袱上了楼。

宋孝安在郑耀先对面坐下来，把布包袱放在桌角，压低声音道：“六哥，三件事。”他一边说话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跟老熟人叙旧，“第一件，赵简之昨晚用的那支枪已经处理好了。枪管、弹夹和击针全部拆散，分别扔进了苏州河三个不同位置。就算有人把河底翻一遍，也拼不出一支完整的枪。现场的弹壳——”

“弹壳的事不急。”郑耀先打断了他，“宫本今天已经把追查方向引向了关东军情报课，短时间内不会翻出来。你先说第二件。”

“第二件，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号永丰贸易公司那边，乔四的人盯了一整夜。今天上午十点左右，从大楼后门出来一个人，身形、步态和穿着都跟黑田高度吻合。这个人出了后门之后沿着迈尔西爱路往南走，在法租界边界处换乘了一辆黄包车，最后在虹口和闸北交界处下车，进了一家叫‘福田商社’的日本商行。乔四的人没敢跟太近，但可以确定那家商行里面有武装人员把守——门口有两个穿便衣但腰里鼓鼓囊囊的人来回巡逻，明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警戒人员。”

“福田商社。”郑耀先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号，脑子里快速调出相关的记忆。福田商社在战前是一家普通的日本贸易公司，主营生丝和棉布，在上海有几处仓库。战争爆发后这家商社表面上继续做着合法生意，但情报处之前截获过一份资料显示，福田商社的几个仓库被关东军司令部征用过，用来存放“特殊军需物资”。现在看来，这些“特殊军需物资”很可能包括了情报课的装备和人员。

“第三件，跟徐百川有关。”宋孝安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只有郑耀先一个人能听见，“四哥今天中午发来紧急密电，说毛人凤又从南京派了一个人过来。这次不是特派员，是军统局本部督查室的人，名字叫钱国伟，军衔中校。此人三天前从重庆飞到南京，在南京跟毛人凤密谈了一晚上，昨天下午拿到了一份由毛人凤亲笔签署的‘军统上海站特别督查授权书’。今天中午他坐同一班火车到了上海，下车后直接去了张士超的安全屋。四哥在电报里说——钱国伟的外号叫‘剥皮匠’，在局本部专门负责内务清查，落到他手里的军统人员，不死也要脱层皮。四哥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郑耀先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钱国伟来了——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钱国伟是毛人凤手下最得力的内务清查专家，在军统局本部督查室干了六年，经手过三十多起内部清洗案件，被他查出问题枪决的军统人员不下二十个。这个人审讯手段极其狠辣，而且有一个令所有潜伏者胆寒的本事——他能在看似毫无破绽的档案材料里找到蛛丝马迹，然后像剥皮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把真相剥出来。“剥皮匠”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

陆中是来调查的，谭正则是来策应的，钱国伟是来执行清洗的。毛人凤这次下了血本——三路人马分别从军统、中统和局本部三个方向同时推进，目标直指郑耀先在军统上海站的根基。而且钱国伟直接去了张士超的安全屋，不是徐百川的安全屋。这意味着钱国伟不信任徐百川——他知道徐百川和郑耀先是生死兄弟，所以选择绕过徐百川，跟毛人凤的另一个心腹张士超单线联系。

“四哥在电报里还说了什么？”郑耀先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着。

“四哥说，他会尽量拖延钱国伟调阅军统上海站行动记录的速度，但拖延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三天。三天之后，如果钱国伟拿着毛人凤的授权书直接找上门来，四哥也没有理由再挡着。所以四哥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需要销毁的、修改的、或者处理的文件和线索，必须在三天之内全部搞定。”宋孝安说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的水渍。

三天。七十二个小时。在这七十二个小时里，郑耀先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可能引起怀疑的文件记录，还要应对丁默邨的暗中布局、弄清楚两个皮箱里的东西、破译从李士群那里缴获的第三份加密文件、处理黑田和关东军情报课的后续接触——以及，搞清楚谭正则和山本今天下午的会面内容。

“孝安，你现在去做四件事。”郑耀先将目光从窗户上移开，看着宋孝安的眼睛，“第一，让乔四从福田商社外围撤出两个弟兄，换成四个最能盯的人。商社的前门后门同时盯，只要黑田再出来，不惜一切代价咬住他。第二，派人去法租界警务处档案室，查一下福田商社在工部局的注册资料——法人代表是谁，经营范围是什么，仓库分布在哪些位置，这些都要搞清楚。第三，找到徐秋影。她在档案科待了三年，76号所有的旧档案她都经手过，让她查一下丁默邨在过去半年里有没有签过跟福田商社有关的经费审批单。第四——”郑耀先顿了一下，从怀里掏出那份从李士群公文包里拿到的加密文件，“想办法搞一本日文版《广辞苑》，昭和十年以后出版的版本。越快越好。”

宋孝安接过加密文件，翻了两页，眉头皱了起来：“日文加密？这得找懂日文的专家。咱们组里除了六哥你，别人都不会日语。”

“不用别人。字典拿来我自己破。”郑耀先把加密文件重新收好，然后又交代了几句关于陆中和钱国伟行踪监控的事。宋孝安一一记下之后便起身离开，拎着他那个布包袱下了楼，消失在暮色渐浓的极司菲尔路上。

郑耀先继续在茶馆雅间里坐着。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街道两侧的路灯陆续亮起来，昏黄的光照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院子对面76号大铁栅栏门两侧的探照灯也亮了起来，两名站岗的便衣缩着脖子躲在岗亭里烤火，走廊和办公室的窗口一盏接一盏地亮起了灯光。整个76号大院在白天的压抑之后重新恢复到夜晚的戒备森严之中。

七点十五分，谭正则出来了。郑耀先透过木格窗看到他是由宫本的机要秘书小林亲自送下台阶的，身边多了一个人——佐佐木。佐佐木穿着一身便装，深灰色西装，外面罩了一件深色风衣，腰间鼓出的轮廓显示出他仍然携带武器。三个人在台阶下站了一会儿，交谈了几句，然后一起上了那辆挂着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轿车发动后没有往公共租界方向开，而是拐了个弯，沿着极司菲尔路朝虹口方向驶去。

晚上七点多，谭正则和佐佐木一起去了虹口。虹口是特高课的地盘，也是关东军情报课残余势力还在活动的区域，而佐佐木的行动课正在虹口进行地毯式搜捕。谭正则跟着佐佐木去虹口，要么是去辨认什么人或东西，要么是去参加一次联合行动。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不是什么好兆头。郑耀先结了茶钱，起身下楼，沿着极司菲尔路往法租界方向步行。他需要赶在钱国伟开始正式调查之前，先把手头的几件重要事情处理干净。第一件就是沈逸辰和杨先生——这两个人都躺在他商行楼下的地下室里，沈逸辰的伤已经稳定，杨先生的伤口在愈合中，但他们两个人都不能在上海久留。钱国伟一旦开始调查郑耀先的行动记录，必然会注意到沈逸辰失踪和营救行动之间的时间关联，而一旦钱国伟追查营救行动中使用的安全屋位置，郑耀先商行楼下的地下室就有暴露的风险。

回到商行三楼时已近晚上九点。宋孝安带着破译了一半的情报在楼梯口等他，赵简之则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擦枪。看到郑耀先进门，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杨先生傍晚提出要求，说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东军情报课的情报，但条件是——必须送他去重庆，而且不是以俘虏的身份去，是以‘关东军情报课投诚人员’的身份去。”宋孝安把一份刚译好的电报递给郑耀先，“这是他通过沈逸辰转达的原话。沈逸辰说，杨先生知道的东西比他自己交代出来的多十倍都不止，但他有一个底线——不见戴老板不开口。”

“送他去重庆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送不走。”赵简之擦着枪管，头也不抬地插了一句，“火车站、码头、出城的所有主要道路都有特高课的检查哨，钱国伟的人也在暗中盯着咱们的几条运输线。送一个受伤的外人出上海，风险太大了。”

郑耀先没有马上回应。他把电报内容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两遍，然后坐在藤椅上沉默了片刻。杨先生的条件在他预料之内——关东军情报课的高层人员被俘后，最优选择就是投诚重庆，因为特高课不会放过叛徒，中共那边他又接不上头，只有重庆能给他安全庇护和战后出路。杨先生既然敢于提出“不见戴老板不开口”这种条件，说明他肚子里的情报确实值这个价。

“杨先生的事暂时不急。他的伤还需要至少一周才能勉强行动，这段时间足够了。”郑耀先放下电报，转向宋孝安，“《广辞苑》的事有着落吗？”

宋孝安从布包袱里取出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精装书，放在茶几上。日文版《广辞苑》，昭和十一年第三版，纸页已经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但内页完整，没有任何缺页。扉页上盖着“上海日本侨民学校图书室”的蓝色藏书章。

“乔四手下有个外勤，他哥哥在侨民学校做杂役。今天下午从图书室借出来的，明天一早得还回去。”宋孝安说着又从布包袱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另外，徐秋影傍晚传回来口信——她查了过去一年半的财务档案，找到了一份跟福田商社有关的经费审批单，审批人确实是丁默邨。金额是三千大洋，名目是‘协办日侨商社情报合作项目’。时间是去年十月份。”

去年十月，丁默邨批了三千大洋给福田商社——而福田商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据点。这笔钱和那笔汇往香港的一万两千大洋是同一个资金池里流出去的，丁默邨在同时向关东军情报课输送经费，只不过用了不同的名目和不同的收款方。这进一步印证了郑耀先之前的判断——丁默邨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关系绝不只是“通过李士群间接接触”，而是有着直接的、持续的资金输送渠道。

但眼下他还顾不上丁默邨的事。今晚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译第三份加密文件。郑耀先让赵简之在楼梯口守着，让宋孝安在客厅里协助，自己则把加密文件摊在茶几上，旁边放着那本《广辞苑》和一本日汉对照词典。密码本上记录的编码格式和前两份文件不同——这次的四位数字中，第一位始终是零，后三位数字的变化范围非常大，从001到999都有。按照常规的变位密码逻辑，第一位数代表卷号或者部首代码，但“零”在密码中通常意味着跳过第一层加密结构，直接进入第二层——也就是说，后三位数字直接指向字典的页码和词条顺序。

郑耀先把第一批数字代码按页码在《广辞苑》中逐条查找，找到对应的词条后，再把词条的第一个假名或首字母记录下来。这种加密方式在关东军情报课的操作手册中有专门的名称，叫“辞书链式索引密码”，属于中等偏高级别的加密手段。它的优点是即使敌人找到了参考辞书，如果不知道编码规则中“选择词条的第几个假名”，破译出来的内容也是错误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反复试错，郑耀先终于确定了编码规则——后三位数字的第一位是页码，第二和第三位合起来是词条在该页中的排序号，提取的词条信息不是假名，而是该词条对应汉字的中文发音的首个注音符号。把注音符号按顺序连起来再转换成对应的汉字，就是原文。

凌晨十二点半，当最后一行译文字迹在便签纸上被完整还原出来的时候，郑耀先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久久没有落笔。宋孝安凑过来看了一眼译文的内容，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嘴唇翕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六哥……这他妈是真的？”

译文不长，一共三句话。第一句：“经核实，军统上海站内部代号‘鼹鼠’之潜伏人员已与特高课建立定期情报交换渠道，交换内容包括军统上海站人员编制、行动部署及与中共地下党接触记录。”第二句：“‘鼹鼠’身份初步锁定为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张士超，但未排除站长徐百川与行动组组长郑耀先之嫌疑，三人中至少一人为特高课内应。”第三句：“关东军情报课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将‘鼹鼠’存在之情报透露给中统特派员谭正则，预计军统内部清洗将于两周内启动。我方建议撤回所有与军统直接接触之外联人员，暂停一切以军统为对象的情报交换活动，等待清洗结束后重新评估风险。”

军统上海站内部有特高课的内应，代号“鼹鼠”。关东军情报课早就知道这只“鼹鼠”的存在，并且通过李士群的渠道把情报透露给了中统。陆中和谭正则来上海调查郑耀先，表面上是冲着“是不是共产党”来的，实际上他们的调查范围远比这个大——他们在找那只“鼹鼠”，而郑耀先、徐百川和张士超三个人都在嫌疑人名单上。

这才是陆中和谭正则真正的任务。他们不是来调查郑耀先一个人的，他们是来甄别整个军统上海站领导层的忠诚度。只不过在这三个人中，郑耀先面临的嫌疑是最重的——因为他跟关东军情报课有过情报交换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关东军情报课透露给中统的“鼹鼠”情报中，很可能被描述成了“郑耀先与特高课之间存在秘密联系”。

关东军情报课这一手非常毒辣。他们故意把“鼹鼠”的情报泄露给中统，同时又故意把郑耀先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情报交换信息掺杂进去，让中统和军统的调查人员产生混淆——到底“鼹鼠”是张士超，还是徐百川，还是郑耀先？三个人都有嫌疑，而其中嫌疑最大的是郑耀先，因为只有他跟关东军情报课有过真金白银的情报交易记录。关东军情报课用这种方式把水搅浑，一方面可以保护真正的“鼹鼠”，另一方面可以借军统的手清除掉跟自己有过节的对手。对黑田来说，郑耀先既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情报伙伴，也是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潜在威胁。如果军统自己把郑耀先清洗掉了，黑田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可以趁军统上海站混乱之际趁火打劫。

“这第三份文件，李士群带在身上是想干什么？”宋孝安问。

“保命。”郑耀先把译文放在煤油灯上烧掉，看着纸片在火焰中蜷曲成灰烬，“李士群拿着这份文件，就等于掌握了关东军情报课给中统下套的证据。如果他真的被特高课抓了，他可以用这份证据来证明关东军情报课在利用中统对付军统，从而把水搅得更浑，给自己争取活命的时间。只是他没想到，他在弄堂里第一个碰到的是我。”

译文烧完之后，郑耀先在茶几上摊开了宋孝安带来的那份上海地图。他的手指在虹口、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三个区域之间来回划过，脑子里快速重组着所有线索。福田商社是黑田的新据点，谭正则正在跟山本合作寻找“鼹鼠”，张士超是最大的“鼹鼠”嫌疑人但他的背后是毛人凤，陆中和钱国伟正在从内部分别调查军统上海站的三名领导人。这三股力量——关东军情报课、特高课加中统、军统内部清查——同时从三个方向挤压过来，而郑耀先就夹在中间。

他需要在军统内部清洗全面启动之前，抢先一步证明张士超是“鼹鼠”。如果能拿出铁证证明张士超在给特高课输送情报，那么陆中和钱国伟的调查方向就会从郑耀先身上转移到张士超身上。而证明张士超是鼹鼠的最直接途径，就是从特高课或者关东军情报课的档案中拿到张士超与特高课之间情报交换的原始记录。

这就必须跟黑田做交易。而且必须在黑田被佐佐木抓到或者撤离上海之前做成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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