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暗流汇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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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上的积雪还没化尽，清晨的寒气从松花江方向吹过来，灌进警察学校档案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砖楼的每一道窗缝里。档案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厚重的橡木门上贴着一张关东军参谋长签署的白色封条，封条上的红色印鉴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两名荷枪实弹的关东军宪兵一左一右守在门口，枪托抵在地上，刺刀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中岛诚一已经在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两个小时。他把铁皮柜里的四十二份文件按照年份和类别分成了三堆——学员档案一堆，教员档案一堆，行政文件一堆。行政文件堆的最上面放着的正是那份《康德七年春季学期体检计划取消通知》。这份通知的纸质已经泛黄，边缘有几处细小的虫蛀痕迹，但正文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中岛诚一坐在档案室唯一的木桌前，将这份通知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每读一遍他脸上的表情就阴沉一分。
通知的内容很清楚——警察学校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因校内流行性时疫取消了全部外聘医生的体检计划。这意味着陆汉卿的名字虽然出现在了外聘体检医师的候选名单上，但他最终并没有被录用，也没有以医生的身份进入过警察学校。马文忠在供述中声称陆汉卿在体检过程中对一名郑姓学员格外关注并单独留下谈话——如果根本没有外聘医生体检这回事，那么马文忠的整份供述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事实依据。
中岛诚一从公文包里取出马文忠供述的副本，将其中关于“陆汉卿在体检现场”的段落与《体检计划取消通知》逐字逐句地对照。对照的结果没有任何模糊地带——马文忠说的是“康德七年四月”，取消通知的落款日期是“康德七年三月十日”。取消通知比马文忠所说的体检时间早了将近一个月，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警察学校在三月份就已经决定取消外聘医生体检，四月份根本不可能再有外聘医生出现在体检现场。
中岛诚一将两份文件并排放在桌上，用指尖轻轻敲着桌面。他是一个谨慎到近乎迂腐的人，在关东军情报课服役的十二年里经手过上千份档案，从没出过一次差错。藤田派他来上海之前特别交代过——这份华北旧档牵涉到关东军情报课与76号之间的合作关系，调查结果必须经得起任何一方的质疑。但现在摆在面前的证据表明马文忠的供述很可能是虚假的，而这份虚假供述正是李士群用来指控“郑某”与陆汉卿存在关联的核心证据。如果这份证据被推翻，关东军情报课在整个华北旧档调查中的立场就会变得极其尴尬——他们既不能继续支持李士群的指控，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调查中被人当枪使了。
中岛诚一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档案室里来回踱了十几步，然后停在铁皮柜前看着那摞行政文件出神。他的目光落在《体检计划取消通知》要》，会议纪要的第三项议程恰好是讨论外聘医生体检的取消事宜。他抽出会议纪要快速翻阅，翻到第三页时一行字跃入眼帘：“教务长提议鉴于校内时疫尚未完全平息，本学期外聘医生体检应予取消，改由校医室在编医师执行。与会全体无异议，决议通过。”
两份文件互相印证，事实链条完整闭合。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中岛诚一坐回桌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电报纸开始起草发给藤田的密电。他的笔在电报纸上停了很久，反复斟酌措辞，最终写下的电文内容大致是：已查获康德七年春季体检取消通知原件及校务会议纪要，外聘医生体检确未进行，马文忠供述内容与档案记录不符。建议对马文忠供述可信度进行重新评估。档案微缩胶片将于近日内制作完成并送往上海。
他将电文又看了一遍，在落款处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电报纸折好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这份电报发出去之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无法预测，但他的职责是如实报告档案审查结果，至于藤田和李士群如何根据这个结果调整策略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了。中岛诚一将档案室里的文件重新整理好锁回铁皮柜，然后推开档案室的门对门口的宪兵吩咐了几句——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档案室。宪兵立正敬礼，鞋跟在石板地面上碰出一声脆响。
同一时刻，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电报局里，一个穿着棉袍、围着羊毛围巾的年轻人正站在柜台前填写电报纸。他填写的是一份商业电报，收报方是上海法租界一家做东北土产批发的商行，电文内容是“货物已发出，预计三日后抵达，请安排接货”。这份电报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柜台后面的电报员不知道的是，年轻人的羊毛围巾子的人连夜翻拍的《体检计划取消通知》和《校务会议纪要》的全部页面。这份胶卷将在今天下午由一名伪装成皮毛商人的抗联交通员带上南下的火车，经沈阳转大连再走海路，三天后送到宋孝安手中。
上海这边，郑耀先对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完全知情。他只知道老林子得手了，胶卷已经上路。但中岛诚一在档案室里发现了什么、他向藤田发了什么样的密电、关东军情报课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是未知数。他必须在胶卷到达上海之前做好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胶卷到手的后续行动——将胶卷内容复制两份，一份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递交到宫本手中，以确凿的档案证据推翻马文忠的供述。第二手准备是胶卷万一在途中出事或者被关东军截获的应急预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动用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秘密联系这张牌，通过在特高课和关东军之间制造矛盾来打乱敌人的阵脚。
上午十一点半郑耀先从76号出来步行前往霞飞路。今天跟踪他的人又换了一批——“小浙江”还在，但学生装年轻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穿着码头工人短打的壮汉。两人一左一右跟在郑耀先身后大约三十米的距离，走路的姿态大大咧咧，毫无隐蔽跟踪的概念。郑耀先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不是吴世宝手下那支专业跟踪队的成员，而是从行动队临时抽调来的打手。这种人事变动意味着吴世宝的行动队人手已经紧张到了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的地步——一部分人在虹口配合特高课追查“海燕计划”，一部分人在闸北排查顾长顺案的线索，剩下能用来盯郑耀先的人已经捉襟见肘。
郑耀先走进霞飞路上一家专门经营进口文具的商店，在里面挑了一支德国造的自来水笔和两瓶蓝黑墨水。他在付钱时通过柜台后面的镜子观察了门外的动静——两个码头工人模样的壮汉站在对面香烟摊旁，正用火柴互相点烟，表情无聊而焦躁。显然他们对盯梢这份工作既没有专业素养也没有足够的耐心。
从文具店出来后郑耀先没有直接回76号，而是在霞飞路上多走了一段路拐进一条岔道，在岔道里的一家小面馆坐下来吃午饭。这家面馆是法租界里最常见的那种苍蝇馆子——门面窄小，灶台就支在门口，油烟和蒸汽混在一起往街上飘，几张油腻腻的方桌挤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店堂里。郑耀先坐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点了一碗阳春面和一小碟咸菜，背靠着墙，正对门口，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街上的人流和对面店铺的橱窗反射。
面吃到一半时一个人影从面馆门口经过。此人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一顶旧礼帽，步态稳健，走路的姿势让郑耀先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赵简之。赵简之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点——他今天上午应该在虹口带着外勤组执行郑耀先昨天布置的任务。他出现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弄堂里，而且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提前通报，这违反了两人之间约定的安全操作规程。
郑耀先放下筷子将面钱压在碗底，起身出了面馆。他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步速跟在赵简之身后大约五十米的位置，一边走一边观察赵简之的行为。赵简之沿着岔道走了一段之后拐进了一条更窄的里弄，在里弄中段的一个石库门房子前停下脚步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推门进去了。郑耀先在弄堂口的烟纸店门口停下脚步买了一包烟，借着拆烟盒的动作在脑子里迅速检索着那个石库门房子的信息——他记得这栋房子的产权属于一个姓王的宁波商人，宁波商人平时住在公共租界，这栋房子长期空置偶尔有短租客入住。赵简之进这个房子不可能是短租——他没有理由在外面另租房子而不告诉郑耀先。
郑耀先在烟纸店门口抽完一支烟也没等到赵简之从房子里出来。他没有继续等下去——在弄堂口停留太久会被尾巴注意到。他转身离开了弄堂回到霞飞路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将这件事记入了需要立刻处理的紧急事项清单中。赵简之是他在军统上海站最信任的人之一，两人是过命的交情，赵简之对他的忠诚经过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但正因为如此，赵简之的任何异常行为都值得他高度警惕——在敌后潜伏的战场上最致命的背叛往往来自最信任的人。
下午三点郑耀先回到76号情报处办公室，刚坐下电话就响了。电话那头是徐秋影的声音，语气比平时略微急促了一些。她说她已经去过美华西餐厅跟阿布拉莫维奇见了面，谈话的内容比较复杂，不方便在电话里说。她问郑耀先今天傍晚能不能在老地方再见一次。
郑耀先答应了。挂断电话后他靠在椅背上思考着徐秋影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跟他见面。阿布拉莫维奇的谈话内容显然超出了一些她预想的范围，否则以徐秋影一贯的沉稳作风，她不会在当天就要求第二次接头。阿布拉莫维奇到底说了什么？
傍晚六点天主教堂后院的月季花坛边上，郑耀先坐在与上次同一张铸铁长椅上等着徐秋影。今天教堂后院比上次更安静——没有弥撒，没有唱诗班，只有一个老园丁在花坛另一端弯腰修剪着灌木。徐秋影比约定时间晚了五分钟到达——这是她第一次在约会中迟到。她在长椅上坐下时呼吸略微有些急促，像是走了一段急路，手里紧紧攥着那只棕色小皮包。她说今天下午她去了美华西餐厅，以爆炸案后续走访的名义与阿布拉莫维奇谈了大约四十分钟。阿布拉莫维奇对爆炸案本身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新线索，但当他听到她提到警察学校时反应很明显——他主动说起了自己在警察学校担任客座讲师的经历，语气里带着一种急于撇清的态度，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教商务课程的客座讲师，跟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安保事务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急于撇清的态度本身就很不正常——一个正常的商人被问到多年前的兼职经历时应该是一带而过或者简单回忆几句，而不是用“跟行政管理没关系”这种带有防御性的话术来回应。
更让徐秋影警觉的是阿布拉莫维奇在谈话中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他在警察学校任教期间学校从来没有请过外面的中医来做学员体检，因为学校的校医室有两个正式编制的医师，所有的体检工作都由他们负责。外聘医生体检这种说法他在警察学校任教的那几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当徐秋影顺着这个话题问他是否知道康德七年春天学校有没有因为时疫调整过体检安排时，阿布拉莫维奇的表情明显僵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用一句“年代久远记不太清了”搪塞了过去，然后很快就找了个理由结束了谈话。
徐秋影说阿布拉莫维奇在说“年代久远记不太清了”的时候，他的右手一直在不自觉地揉搓着桌布的一角——这是一个典型的焦虑反应。他肯定记得康德七年春天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让他感到紧张。他不愿意正面回答是因为他知道答案对谁有利或者对谁不利。徐秋影据此推测阿布拉莫维奇知道陆汉卿确实没有去警察学校做过体检，但他不敢替陆汉卿作证，因为他害怕得罪关东军。他从哈尔滨搬到上海本身就可能与关东军有关——要么是关东军安排他到上海来做某些事，要么是他为了躲开关东军才逃离哈尔滨。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不敢在涉及到关东军情报课调查的事情上站队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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