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海雾迷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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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推断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它让李政在看到那些被替换过的档案之后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也许旧档案被替换并不能彻底洗白郑耀先的过去，一个在警察学校有俄裔社会关系的人，无论他怎么掩饰，总会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一些无法抹去的痕迹。李政让手下的人开始对法租界的俄裔商界进行全面的侧面排查，尤其是与郑耀先有直接接触的那几家——彼得罗夫的白俄餐厅和白俄咖啡馆、阿布拉莫维奇的永昌贸易公司、以及库兹涅佐夫的进出口公司。这三家商户的注册信息、资金往来、货物进出和人员流动全部被列入中统的调查范围。他说这些俄罗斯人在法租界盘根错节，平时看着不起眼，但一根根藤蔓扯出来说不定就能摸到几颗藏在地下的地瓜。
宫本在办公室翻阅了郑耀先关于海军通报的专题分析报告后，对山本说郑耀先的分析很专业，报告中对舰船调度与通讯信号变化之间关联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让山本有些意外的想法——宫本建议，在下一次山本与郑耀先单独会面时，以海军通报中一艘舰船的位置数据为饵，故意抛给郑耀先，看看这份数据会不会在几天之内出现在军统掌握的某个情报简报中。宫本说军统在上海的交通线很多，情报传递速度快，如果郑耀先真的是军统的人，这份数据从抛出到出现在军统情报中的时间应该会比其他渠道短得多。如果这份数据后来真的被军统截获，那至少说明76号内部有人在向军统传递海军舰船部署信息。通过这个时间差和传递路径，结合军统方面内部的线报，特高课可以逐步缩小范围，最终锁定泄密的源头。
山本沉默了一会儿后说这个办法可以试，但必须做得极其隐蔽，不能专门只抛给郑耀先一个人。海军通报的内容可以分段通过不同的会议和文件流转渠道分享给包括郑耀先在情报处和黄烈在内的三到四个人，每个人都收到不同舰船的位置数据，而且要让数据之间的差异小到只有精确比对才能发现。如果泄密渠道是郑耀先，军统那边收到的船名和坐标就会跟郑耀先收到的那一份完全吻合。如果泄密渠道是其他某个人，军统那边收到的就是另一个人收到的那份数据。这种办法虽然复杂，但比把所有嫌疑都压在一个郑耀先身上更加科学，得到的证据也更可靠。
郑耀先对此毫不知情。但他在第六天下午接到了河野少尉通知，让他第七天上午去山本办公室参加一个临时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是关于近期长江口外海监视行动的最新进展通报。这个会议通知本身没有让郑耀先产生特别的警觉——最近几天特高课为了追查通讯船的事频繁召开小范围会议，他作为情报处的负责人被叫去参加完全是例行公事。但当他第七天上午走进山本办公室时，看到房间里除了山本和宫本之外还坐着黄烈和周济生，他的警觉本能几乎在瞬间就被激活了。
山本在会议上拿出了一个薄薄的文件夹，说里面是海军方面提供的一份关于长江口外海舰船活动的最新监测数据，数据由佐佐木的人从海军陆战队情报科拿来的。他说这些数据需要对各方严格保密，只在小范围内传阅。然后他将文件夹拆开，分别给郑耀先、黄烈和周济生各递了一张纸，每张纸上用打字机打着几行关于舰船位置和型号的数据。郑耀先拿到的那张纸上列出了一艘“朝风”号驱逐舰在杭州湾以北某坐标区域的巡逻路线数据和两艘炮艇的停泊点调整记录。他不动声色地将纸上的内容看了一遍后抬起头来，发现黄烈和周济生也都在低头看各自手中的那张纸。
山本说这些数据很重要，要求三个人各自回去后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进行分析，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在明天下午前以书面形式报给宫本。散会后郑耀先走在走廊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山本为什么要把三个不同部门的人叫来同时分发内容各不相同的情报数据。如果只是例行通报，完全可以把所有人叫来共同看同一份文件。但这种“每人手中一张不同的纸”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常规的会议信息传递方式，它更像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他回头看了一眼走在他身后不远处的黄烈。黄烈手里拿着他那张折好的纸，脸上的表情有些困惑，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分发方式的异常。两个人交换了一个极短的眼神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郑耀先回到情报处后将山本发的那张纸摊在办公桌上重新看了一遍。上面的数据很具体——舰船型号、坐标、时间。他如果把这些数据交给军统，重庆方面就能获得关于“朝风”号驱逐舰巡逻路线的精确情报。这份情报对于盟军在东海方向的航运安全确实具有价值，但郑耀先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看似有价值的数据背后很可能藏着山本的一根钓线。
他没有将这张纸上的内容通过任何渠道传递出去。相反，他在当晚的行动日志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山本今日分发给三部门的情报数据，内容与海军通报有重叠，但具体舰船位置存在细微差异。此做法异于常规，暂不判定意图，暂不采用该数据。”这是他在多年潜伏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当一个敌人突然把一份有价值的情报主动塞到你手里时，你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这份情报有多大价值，而是对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把它给你。
第八天，老郭的药材运输队按计划出发前往苏北。郑耀先将最后一批经过加密处理的海军情报数据夹杂在药材货箱的夹层中带出了上海。负责带队的伙计是老郭的心腹，一个叫阿贵的年轻人，从十六岁起就跟着老郭跑苏北路线，对沿路的水路和陆路节点烂熟于心。阿贵将货箱放在骡背上的时候跟往常一样和码头上的人说笑打趣，而那个装着情报的货箱就混在整队货物中间，从外观上看与其他货箱完全一致。货队在公共租界边缘被一个伪军检查站拦下来做了例行检查，两个伪军士兵将货箱打开翻看了一下里面的药材——麻黄、杜仲、厚朴——都是常见的中药材，没有任何可疑之处。阿贵赔着笑给两个士兵递了两包烟后顺利过关。
这批货将经过太仓、常熟、江阴等地，最终在苏北根据地的边缘交接点被地下党的人接手。接收后负责拆取情报的是老陆安排的交通员，他会在一个安全的据点中将货箱夹层里的情报取出，用根据地的电台以加密方式转发给苏北联络组，由联络组通过苏军联络官转交苏军情报局。整个传递链需要三到四天才能完成，而苏方要求的时间节点是在第十天之前。以老郭货队的速度和沿线检查站的密度来看，只要不发生重大意外，时间刚好够用。
第九天傍晚，天空飘起了细密的秋雨。郑耀先在商行三楼的房间里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街景——圣母院路上的行人撑着油纸伞匆匆走过，梧桐树叶被雨水打落了大半，湿漉漉地贴在青石板路面上，像是被水浸透的旧信纸。他关好窗户坐回书桌前将冯德昌当天提交的一份技术报告从头到尾批阅了一遍。报告的内容是对海军新启用的跳频加密通讯模式的分析——冯德昌认为这种新加密模式的算法虽然在短期内难以破解，但从频率跳变的规律来看存在一定的固定节点模式，通过长期积累信号样本可以尝试进行规律推演。郑耀先在报告末尾批了“同意继续监测积累样本”几个字后将报告放进了待归档的文件格。
然后他拿起当天下午收到的河野少尉送来的一个通知，上面写着：“山本课长请郑组长明天上午九时到办公室单独汇报关东军残余物资追查工作进展。”这是山本对他的一次单独召见。在郑耀先看来这份通知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情报处负责的关东军残余物资追踪确实是当前山本最关心的工作之一，定期汇报进展是应有之义。但这份通知来的时间让他多了一层思量——前两天山本刚用分发不同数据的方式做了一次明显是试探性的会议，现在又忽然要单独召见他，其中是否有什么关联？还是说山本已经拿到了某些关于关东军残余物资的新线索，需要当面与他讨论？
他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能做的只是把明天汇报所需的资料再梳理一遍。他将关东军残余物资追查工作的阶段成果整理成一份简洁的口头汇报提纲，然后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前慢慢地吸着，目光落在了摊开的海图上，准确地说是落在了舟山群岛东南方向那片他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圈的空白海面上。那个圈里的海域就是冯德昌判断的通讯船可能活动的核心区域。如果山本明天问起他对通讯船最终去向的预判，他会给出一个专业的、经得起推敲的分析——通讯船的航线可能在舟山群岛以南海域，那里水深足够，且距离日本海军常规巡逻线较远，适合一艘没有军舰护航的民用货轮在雾天隐蔽航行。他这么说既不会误导山本的大方向，也能将自己的分析与冯德昌的技术判断保持一致。
第十天清晨，秋雨在半夜就停了。法租界的天空变成了一种清冷的淡灰色，苏州河上升起一层薄薄的水雾。郑耀先在商行三楼的房间里换好中山装准备出门时，看到街对面的花店已经开了门，那个戴草帽的中年男人正在把一箱刚从货车上搬下来的金菊摆到门口。他的动作仍然熟练而平静，但在郑耀先看来那些花盆摆放的方向似乎又在进行某种微调——今天的花盆摆放角度中增加了对西南方向的覆盖，那里正是从商行到76号的必经路口。
郑耀先收回目光，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从圣母院路拐到霞飞路，坐了一站电车后在四川北路下车，步行走到特高课大楼时刚好提前了十分钟。他沿着熟悉的走廊走到山本办公室外，正了正衣领，轻轻敲了敲门。山本的声音从门后传出来：“请进。”
门开处，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份打开的文件和一杯已经半凉的茶。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连河野少尉也不在。山本示意郑耀先关上门后坐下。郑耀先坐下后略一颔首说山本课长找他来汇报关东军残余物资追查的进展。
山本却摆了摆手，说那个待会儿再说。他先问了郑耀先一个似乎与这项工作完全无关的问题：“郑组长，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郑耀先沉默了一秒钟后说，有。但那种人要么藏在最深的山里，要么就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山本听完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从杯沿上方投向郑耀先，像一颗子弹穿过准星。他说郑组长说得好，现在他想跟郑组长聊聊那个“在所有人眼皮底下”的人。然后他将面前的文件推给了郑耀先，示意他翻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