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章 行业变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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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工，我们公司这个月做不完。”

“为什么。”

“原来我们一个月出四百份。”冯立成说，“现在要一份一份核原始数据，还要现场复核。四个人一个月出两百份。”

“那你减量。”

“我不减量。”冯立成说，“我招人。我招四个。”

“你招得到吗。”

“招不到。”冯立成说，“干了五年，出去的最多。正和那批人我不要，我要别的单位出来的。别的单位倒下来以后，剩下的是能签字的人——他们会盖三千个章，我看得出哪个章是稳的。”

陆深在那头笑了一下。

“那你怎么招。”

“我招退出来的。”冯立成说，“监理单位注销了一批，注册监理工程师那批人有证不能挂，他们得吃饭。我招他们做现场复核，一个人一个月八千，比监理的活儿挣得少，但是稳。”

“你不嫌他们是从正和出来的。”

他停了一下。

“陆工，这行以前有个说法，说我们这些签字的，是给上面背锅的。”

“现在呢。”

“现在还是背锅。”冯立成说，“但是现在背锅的人手里有原始数据了。”

这句话说完他自己笑了。

“方老师要是听见，得高兴。”

那一年年底，陆深收到一个包裹。

寄件地址是海城大学城市研究中心。

里面是一本期刊，2019年出的，第4期。他以前在图书馆翻过这本刊，从来没拆过。

他拆了。

那一期的目录第一篇是一篇文章，题目是《结构可靠性评估中的原始数据追溯问题》。

署名：方远山。

他把这一页翻开。

文章不长，六千字，写的是检测行业原始数据缺失的问题。中间有一段他读了三遍：

……我在结构检测这一行干了多年。多年的现场工作让我深感一项技术制度之外的问题：在现行体系内，签字的人常常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而非第一个。这不是制度设计者的疏忽，而是责任链条的必然结果——当所有其他环节均已完成利益闭合，签字便成为链条上唯一尚可被追责的节点。因此，签字人是否保留原始记录、是否具备追溯能力，与其个人操守无关，而与其所处的位置有关……

陆深把这篇文章从头读到尾。

读到最后一段，他停住了。

最后一段只有两行：

本文所述观点，基于我本人参与的一次检测工作实践。该次实践的原始记录，部分已随附于本文电子版附件，供后续研究者查考。

附件。

陆深打开随文附件。

一个压缩包，一百四十七兆。

解压以后里面是一个文件夹，名字是。

他点了两下，等了很久。

打开以后，里面是一个视频文件，十九秒。

他把音量调到最大，按了播放。

画面上是一个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桌上一盏台灯，光只照到下巴。

这段话录在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陆深把耳机戴上。

窗外，城东的天黑了。第三十五栋的工地上，探照灯照着半空中的塔吊，吊臂上的灯一闪一闪。

他一直听到最后一句。

十九秒。

他把视频又放了一遍。

然后他打开邮箱，给秦漫雪写了一封邮件，标题只有四个字：

附件收到。

附件是方远山那一期的期刊pdF，和一个U盘。

U盘里是那篇文章的附件，以及他在旧居那台电脑上打开过的那个文件夹的完整拷贝。

方远山纪念日那天，海城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把方远山奖学金办到了第三年。

秦漫雪在仪式结束以后，收到一个快递。

寄件人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地址在另一个省。

里面是一张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是打印的：

老师，你这是最后一次。

纸的

一块玻璃。

巴掌大，边缘是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