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足够保护你，也足够……配得上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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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九，黄昏。
圣玛丽医院三楼的走廊很安静，只有尽头那间病房的门虚掩着，漏出一线暖黄色的光。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提着傅文佩刚炖好的鸡汤，白瓷罐子还烫手。
推门进去时，顾慎之正试着下床。他一手撑着床头柜，一手捂着肋下，动作很慢，眉头皱得很紧。听见声音，他抬起头，额上已经冒出一层细汗。
“医生说你要卧床。”我把鸡汤放在床头柜上。
“躺太久了，骨头都僵了。”他重新坐回床边，喘了口气，“而且明天要拆线，得活动活动，不然肌肉黏连更麻烦。”
我拧开保温罐的盖子，鸡汤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傅文佩放了枸杞和当归，汤色金黄，上面浮着薄薄一层油花。
“先喝汤。”我盛了一碗递过去。
他接过，吹了吹热气，小口小口地喝。喉结滚动时，脖颈侧面那道淡白的疤痕也跟着起伏。这道疤我之前没注意到，藏在衣领
“看什么？”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这道疤，”我指了指自己的脖颈相同位置，“什么时候的？”
他放下碗，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那里：“民国二十四年，在武汉。一次游行，被军警的警棍砸的。”
“砸在脖子上？”
“嗯。”他说得轻描淡写，“当时就晕了。醒来时在医院，医生说差一点就伤到颈动脉。”
我看着他脖颈上那道疤。不长，大约三厘米，但位置太险了。
“为什么要去游行？”我问。
“抗议日本人在华北的暴行。”他说，“那会儿《何梅协定》刚签，华北都快成日本人的了。我们一批学生南下，在武汉组织示威。”
他说着，又喝了一口汤。热气蒙在他眼镜片上，他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重新戴上眼镜，“后来被抓了，关了半个月。放出来时，游行的队伍已经散了。我就回上海了。”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看见他擦眼镜时，手指微微发抖。
“顾慎之。”我叫他。
“嗯？”
“你做这些事，”我问，“有没有想过……万一哪次就回不来了？”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病房里的灯自动亮了，白色的光线洒在他脸上，把那些细微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
“想过。”他终于说，“每次去之前都想。想如果回不来，那些没做完的事怎么办，那些要保护的人怎么办。”
他顿了顿，看向我：“但想完了，还是得去。因为如果不去，会有更多人回不来。”
鸡汤的热气在灯光下袅袅升腾，模糊了他的脸。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在圣约翰大学的讲堂上，他讲弗洛伊德，讲荣格，讲心理分析。台下坐满了学生，女生们偷偷看他，窃窃私语说顾教授真年轻真英俊。
那时我以为他只是个教授，只是个作家。
现在我知道了。
知道他在讲台下做的事，知道他在文字外的人生，知道他温文外表下那些累累伤痕。
“该换药了。”我说。
他点点头，转过身去。病号服褪到腰间，背上的淤青已经变成暗黄色，边缘开始发青，是正在好转的迹象。但那些旧伤——北平的刺刀伤，南京的刀伤，武汉的警棍伤——在灯光下依然清晰，像刻在皮肤上的地图。
我拧开药瓶，草药味弥漫开来。药膏是陈医生特制的，深褐色，黏稠得像蜂蜜。
“可能会有点疼。”我说。
“没事。”他的背脊挺得很直。
药膏抹上去时，他的肌肉绷紧了，但没出声。我抹得很慢，从肩胛骨到腰际，每一道伤都仔细覆盖。指尖下的皮肤温热，有些地方有细微的凸起，是疤痕组织。
“陆依萍。”他忽然开口。
“嗯？”
“你怕吗？”他问，“知道我在做这些事，知道和我走得近会有危险——你怕吗？”
我的手指停在他背上最长的的那道疤上——从肩胛骨斜斜划到腰侧，像一道闪电。
“怕。”我说，“但怕也要做。这话不是你教我的吗？”
他低低笑了，背脊的肌肉放松下来：“学得真快。”
“名师出高徒。”我说。
药膏抹完了。我拿起干净的纱布，一层层贴上去。纱布边缘用胶带固定时，我的手指无意间碰到他腰侧的皮肤。很烫，像在发烧。
“你在发热。”我说。
“低烧，正常的。”他不在意，“伤口在愈合。”
“明天拆线，医生怎么说？”
“说恢复得比预想的好。”他转过身，重新穿好衣服，“可能……可以提前出院。”
“提前？”我皱眉，“才一个星期。”
“够了。”他说，“医院太闷。而且……”
他顿了顿，没说完。
“而且什么？”我问。
“而且有些事，在医院里做不了。”他说得很含糊。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些“事”——那些不能在医院里说、不能在医院里做的事。
窗外的天色完全黑了。远处的霓虹灯亮起来，红的绿的黄的，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上海醒了，夜上海开始了。
“顾慎之。”我又叫他。
他抬眼。
“你到底……”我犹豫了一下，“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你本可以做个单纯的教授，写写小说，教教书，过安稳日子。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站起身，慢慢走到窗边。背影在窗玻璃上投出清晰的轮廓，那些伤被病号服遮住了，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
“我父亲，”他忽然开口，“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时，他在武昌。后来袁世凯复辟，他去了广州。再后来北伐，他一直在前线。”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段历史书。
“民国十六年，清党。他在名单上。”他顿了顿，“被抓的前一天，他让我母亲带我去了香港。他自己没走。”
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红光照在他脸上，又变成绿光，又变成黄光。
“我在香港待了三年。十八岁那年回上海，才知道他死在监狱里了。罪名是‘通共’。”他转过身，背对着光，脸在阴影里，“其实他不是共产党，他只是……只是觉得这个国家不应该这样。”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隐约的爵士乐声飘进来，软绵绵的，甜腻腻的，和这个房间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所以你做这些事，”我说，“是因为你父亲？”
“不全是。”他走回床边坐下，“开始是。但后来……后来就变成自己的选择了。”
他看着自己的手，手掌上有几处老茧，不是握笔留下的，是握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
“我在德国留学时，见过纳粹怎么迫害犹太人。那些教授，那些学者，那些普通人——只因为血统，就被关起来，被折磨，被杀掉。”他的声音低下来，“那时我就想，如果我在国内，看见同样的事，我会不会站出来？还是像那些人一样，假装看不见，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等我回答，继续说：“回国后，我真的看见了。看见日本人怎么在东北杀人，看见那些官僚怎么贪污腐败，看见老百姓怎么受苦。然后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假装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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