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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胶卷破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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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杨国栋和马副处长在临时办公室里,正对着微缩胶卷的内容发愁。

技术员已经将胶卷放大冲印,一张张照片铺满了整张桌子。有地形图,有设备图纸,有数据表格,还有一些模糊的文字记录。

“马处长,您看这张。”技术员指着一张照片,“这是日文标注的矿产分布图,红圈标注的位置……就是西山。”

马副处长凑近看。地图很详细,标注了经纬度、海拔、地质构造。红圈有五个,其中最大的那个,位置就在四水镇西山的山腹中。

“这是什么矿?”

“标注写的是‘特殊非金属矿物,代号K7’。”技术员说,“

“稀有元素……”杨国栋想起魏莱提到的“玉门石头”,“会不会是铀矿?”

“不确定。”技术员摇头,“日本人的记录很模糊,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这个位置进行过钻探取样,这里有他们的勘探记录。”

他又抽出几张照片,都是数据表格,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

“这些是化验数据。”技术员指着其中一栏,“二氧化硅含量百分之五十二,氧化铝百分之十八,氧化铁百分之七……还有这个,标注‘未知元素,放射性微弱’。”

“放射性?!”杨国栋和马副处长同时惊问。

“是的,原文写的是‘微弱放射能检出’。”技术员说,“但具体是什么元素,没有进一步分析。从数据看,含量极低,不到万分之一。”

马副处长立刻想到什么:“所以薛永丰要抢的,可能不是耐火材料样品,而是这些含放射性元素的矿石?”

“很有可能。”杨国栋点头,“但问题是,日本人四十年代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有人来抢?中间这七八年,这些情报在哪?谁在保管?”

“也许……”马副处长推测,“日本战败时,这些情报被某些人隐藏起来了。直到最近,才被薛永丰或者他背后的‘老鹰’找到。”

这个推测很合理。抗战胜利后,大量日本情报人员仓皇撤离,很多来不及销毁的资料流落民间。一些国民党特务或地方势力可能得到了这些资料,但当时国内战乱,没人顾得上。直到解放后,国家开始建设,这些资料的价值才显现出来。

“还有这些设备图纸。”技术员又拿出几张照片,“很精密,比四水镇现在用的设备先进得多。如果魏书记他们看到这些图纸,黑土项目的进展可能会快很多。”

杨国栋和马副处长对视一眼。这个发现很微妙——如果把这些图纸交给魏莱,无疑能大大推进项目;但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四水镇的项目确实涉及敏感领域,可能带来更多关注和风险。

“先收起来。”杨国栋最终决定,“等请示上级后再说。”

他们继续研究其他照片。有一组照片引起了马副处长的注意——那是几张人物照,虽然模糊,但能看出是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背景像是实验室。照片背面有手写的日期:1944年3月。

“这些人……是日本研究人员?”马副处长问。

“应该是。”技术员说,“但很奇怪,这些人里有一个看起来像中国人。”

他指着一张合照。照片上一共五个人,四个穿着日本军装或白大褂,明显是日本人。但最右边那个,虽然也穿着白大褂,但面相和气质更像中国人,而且年纪很轻,不超过三十岁。

“有名字吗?”

“没有,照片背面只有日期。”技术员说,“但这个中国人……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马副处长仔细看那张脸。方脸,浓眉,鼻子很挺,嘴角微微下垂,给人一种严肃甚至阴郁的感觉。

“查!”他下令,“把这张照片翻拍,发到省公安厅,请求协助辨认。如果这个中国人还活着,现在应该四十岁左右,可能就在省内,甚至就在我们系统内部。”

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如果当年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现在混进了新中国的工作队伍,甚至可能身居要职……

“老鹰”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第二天一早,魏莱被叫到调查组的临时办公室。

杨国栋、马副处长、陆明三人都在,脸色比昨天更严肃。桌上摊着那些放大的照片,还有薛永丰的死亡报告。

“魏书记,坐。”杨国栋指了指椅子,“有些情况,需要向你通报。”

魏莱坐下,目光扫过那些照片,心里已经有数了。

“首先,薛永丰昨晚中毒身亡,是有人灭口。”杨国栋开门见山,“我们已经控制了相关嫌疑人,但幕后主使还没查出来。这意味着,敌特网络还在活动,而且能量不小。”

魏莱沉默。他早就料到薛永丰不会轻易吐口,但没想到对方下手这么快、这么狠。

“其次,我们在铁路线发现的微缩胶卷,内容已经破译。”杨国栋拿起一张照片,“这是日本人在1944年拍摄的四水镇西山矿产分布图。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种‘特殊非金属矿物’,可能含有微量放射性元素。”

他把照片推到魏莱面前:“魏书记,你们在玉门采集的矿石样本,是不是就是这种?”

魏莱看着照片上的红圈,心里翻江倒海。原来日本人早就发现了,原来四水镇的地下,真的藏着秘密。

“杨主任,我不确定。”他谨慎回答,“陈伊伊同志带来的样本,我没有做过专业检测。但从外观描述看,确实有些相似——黑色的,比较重,有金属光泽。”

“陈伊伊的父亲,陈文渊教授,解放前是着名的地质学家。”陆明插话,“根据我们的调查,他抗战时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平,1948年突然去世。死因是‘突发心脏病’,但当时有传闻说,他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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