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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 福利满满的一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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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卷着哨音,刮过了四九城,转眼就到了年根底下。外面世界“大串联”、“大学习”的浪潮依旧此起彼伏,口号声不时从街头巷尾传来,但红星轧钢厂里,机器的轰鸣却似乎盖过了一切。在李怀德有效的掌控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高调宣传下,厂里的生产任务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前期工作组的“折腾”被平息,以及分厂建成后产能的初步释放,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红火”景象。年终报表上的数字,钢铁产量、产值、利润,都超出了上级下达的指标,显得格外亮眼。

这份成绩单,让李怀德在市里的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出尽了风头。他胸戴大红花,从领导手中接过盖着鲜红大印的奖状,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轧钢厂工人阶级“排除干扰、大干快上”的“先进事迹”。台下掌声雷动。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背后离不开他那位老丈人在合适渠道的“润色”与推动,但轧钢厂实实在在的生产数据摆在那里,谁也挑不出硬伤,只能夸一句“李怀德同志确实有办法”。

厂里成绩好,职工们的年终福利也跟着水涨船高,比往年丰厚了不少。

腊月二十左右,厂工会和后勤科就开始忙碌起来,大卡车拉着一车车的福利品驶进厂区。今年的福利,普及面很广。正式职工,不论工种岗位,每人一块增量的香皂、一袋宝贵的洗衣粉、一个印着红双喜字或者毛主席语录的崭新铁壳暖水瓶。就连食堂的临时帮工、车间的学徒工,也都领到了足额足份的一份,这让那些平日里总觉得低人一等的边缘工人们喜出望外,对厂子多了不少归属感。

然而,福利的发放,也隐隐体现着等级的差异。除了这些“阳光普照”的物件,还有一份更实在、也更显身份的“特殊福利”,只发放给中层以上干部、高级工程师、八级钳工等技术大拿,以及像何雨柱、马华(作为分厂食堂负责人,也享受分厂中层待遇)这类关键岗位的负责人。

这份特殊福利,是一件厚实簇新的深绿色棉大衣,外加一顶同色系、带着厚厚绒毛内衬的棉帽子。

这可不是普通的劳保用品。棉大衣用的是扎实的卡其布面,内里絮着蓬松暖和的新棉花,裁剪合体,穿上身立刻显得人身板挺括,精气神都不一样。那帽子更是暖和,绒毛柔软,能把耳朵和脖子严严实实地护住,再也不怕凛冽的北风。

发放那天,小礼堂里熙熙攘攘。领到棉大衣和帽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含蓄的喜悦和自豪。这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厂里对你贡献和地位的认可。

何雨柱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他摸着那厚实的面料,心里也挺高兴。这下冬天骑车上下班,接送秋叶和孩子出门,可就暖和多了。马华也领到了,小伙子抱着棉大衣,笑得合不拢嘴,这对他来说,更是意义非凡,象征着他在分厂真正站稳了脚跟。

而四合院里,领到这特殊福利的,自然是一大爷易中海和二大爷刘海中。易中海是厂里屈指可数的八级钳工,技术权威;刘海中虽是小组长,但好歹也算个“干部”,又赶上这次福利标准放宽,竟也蹭上了一件。

当天傍晚,两人几乎是前后脚穿着新棉大衣、戴着新棉帽子回到院里的。那深绿色在冬日灰蒙蒙的院落里显得格外扎眼。

易中海穿着,身板似乎更直了些,但脸上依旧是那副沉稳的表情,只是嘴角的线条比平日柔和了一点。他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两圈,跟邻居们打着招呼,别人问起这新大衣,他只淡淡地说:“厂里发的,工作需要。”

刘海中可就高调多了。他特意把棉大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挺着肚子,在院里踱着方步,遇到人便停下,扯扯大衣的前襟,或者扶扶帽檐,仿佛不经意地炫耀:“啊,今年厂里对咱们骨干的关怀,还是到位的。这大衣,厚实!帽子,暖和!说明厂领导心里,是装着咱们这些老同志的!”

果然如预料的那样,自从穿上这身棉大衣,易中海和刘海中就几乎没再脱下来过。白天在厂里穿着,晚上回家也穿着,甚至在屋里坐着,也常常裹着。倒不是他们真觉得屋里冷到那份上,而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脱下来,就感觉那象征着身份和认可的“光环”也随之褪去了,仿佛又变回了普通的、会被冷风吹透的老年人。那棉大衣和帽子,成了他们在这个动荡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可以真真正正触摸到的、来自体制的肯定与保护层。穿着它们,走在院里,似乎腰杆能更硬些,说话底气也能更足些,连带着之前因为“名额”闹剧带来的些许尴尬,都被这温暖的包裹感冲淡了不少。

何雨柱下班回来,看见易中海穿着棉大衣在自家门口扫雪,刘海中穿着棉大衣在中院指挥儿子倒垃圾,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理解。他进屋脱下自己的棉大衣,小心地挂好,对正在哄孩子的冉秋叶说:“瞧见没?一大爷和二大爷那棉大衣,算是焊在身上了。”

冉秋叶笑了笑,低声说:“他们也不容易。这大衣暖和是暖和,可也……沉甸甸的。”

年终福利发放名单里,许大茂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领到的也是那套深绿色棉大衣和棉帽。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论级别,他一个放映员,别说中层干部,连个班组长都不是;论技术等级,放电影虽说是个技术活,但在轧钢厂这套体系里,也远远够不上“高级技工”的边儿。

他能拿到这份特殊福利,理由倒也实在——工作需要。厂工会和后勤科给出的说法是:许大茂同志属于外联宣传人员,经常需要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深入郊县、农村进行革命电影放映工作,路途奔波,条件艰苦,且多在户外夜间作业,防寒保暖保障至关重要。因此,特批其享受与外出技术检修人员同等的劳保待遇。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谁也挑不出毛病。毕竟,许大茂一年到头,确实有大半时间不是在乡下,就是在去乡下的路上。以前蹬着三轮车,后来条件好了些,有时能搭上厂里送货的卡车,但那寒风凛冽的滋味可不好受,尤其是深夜露天放映结束后,收拾设备回程,那真是冻得透心凉。

许大茂领到棉大衣和帽子的时候,那叫一个心花怒放!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冬天出外勤能少受罪,更重要的,是这身行头本身代表的“意义”!在轧钢厂内部,或许大家心知肚明他这福利是怎么来的,但到了外面,尤其是到了那些信息相对闭塞的乡下,这身“干部款”的深绿色棉大衣,可就是身份的绝佳象征!

他把棉大衣小心翼翼地穿在身上,扣上每一颗扣子,又把那顶带绒毛内衬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好,对着工会办公室墙上那面有些模糊的镜子左照右照,感觉自己的身板都挺拔了不少,活脱脱一个“上级派下来的干部”模样。他心里美滋滋地盘算开了。

果然,下一次下乡放电影,许大茂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他的新“战袍”。到了目的地,往往是某个公社的打谷场或者学校操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卸设备、拉幕布,而是先背着手,披着那件挺括的深绿色棉大衣,在场地里踱上几步,接受着老乡们好奇、羡慕的目光洗礼。

等到电影开始前,或者放映间隙换片子的当口,他若是看见有大姑娘小媳妇凑在一起,对着他的新行头指指点点、低声议论,便会故意挺起胸膛,拽一拽大衣前襟,或者扶一扶那厚实的帽檐,用一种看似随意、实则刻意炫耀的语气搭话:

“老乡,看啥呢?没见过这大衣吧?”他故意把“大衣”两个字咬得很重。

那些乡下姑娘媳妇大多淳朴,见他主动搭话,又是从城里大厂来的“放映员同志”,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摇头,或者小声说:“这衣裳……看着可真厚实,真好啊。”

许大茂要的就是这话。他立刻接过话头,声音提高了几分,确保周围人都能听见:“那可不!这可是咱们红星轧钢厂,干部才有资格配发的‘制服’!瞧见这颜色没?深绿,代表咱们工人阶级的坚韧!这面料,这棉花,都是特供的!冬天穿着,甭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里头就一件单褂子,都暖和得跟小火炉似的!”

他边说边用手摩挲着大衣面料,或者拍拍帽子上的绒毛,动作里满是珍视和自豪。有时候,他还会“不经意”地提起:“就我们厂里,那八级钳工易师傅,二车间的刘组长,还有食堂的何主任……他们穿的,跟我这是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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