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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辩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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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医疗决策,无论是手术还是中药,都应该是患者和家属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出的,而不是被任何一个医生单方面替他们决定。”

“但我必须指出的是,您所建议的手术方案同样存在风险。您提到手术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这个数据来自贵院过去十几年的大样本统计,我相信这个数据是真实的。但成功率不等于零风险,手术本身在根本上伴随着麻醉意外、术中出血、术后感染、移植血管再狭窄等一系列不可完全排除的风险。

术后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降脂药、β受体阻滞剂等多种药物,这些药物的肝肾毒性和代谢副作用在长期服药过程中会持续累积。更重要的是,室壁瘤切除术切除的是坏死变薄的心肌组织,切除之后需要用补片修补——这意味着心脏的结构被永久改变了。

补片材料本身没有收缩功能,它只是一个被动的结构性支撑物。

术前那些缺血但尚未坏死的心肌细胞,如果在切除过程中被一并切掉,就永远失去了恢复的机会。切除坏死组织的同时必然会将边缘部分缺血但尚有活力的心肌一并切除,这是手术刀无法避免的附带损伤。

中医的思路是逆转这些缺血心肌的功能,手术的思路是切除它们——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范式。”

“至于您说的中药有效成分不明确、作用靶点不明确、药代动力学参数不明确——这些问题不是中药本身没有,而是目前的研究手段还没有能力全部测出来。

一味中药里含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活性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有些是脂溶性的,有些是水溶性的,有些需要在高温煎煮过程中与其他化合物发生反应才能生成具有药理活性的新物质。

十几味药组成的复方在共煎过程中产生的复合物更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些化合物在人体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多靶点、多层次的调控网络。目前最先进的代谢组学和网络药理学也只能解释其中极小一部分。

这不是中药没有科学依据,是目前的分析技术还追不上中药的复杂程度。科学史上有太多例子——在显微镜发明之前,细菌的存在没有科学依据;在心电图发明之前,心脏的电活动没有科学依据;在分子生物学成熟之前,基因的存在也没有科学依据。中药复方的复杂机制,可能只是下一个有待被新范式打开的认知领域。”

“至于您说的循证依据——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案例。孟知行在操场上的心脏骤停,急救车到达之前呼吸停止、脉搏摸不到、面色灰白、嘴唇发紫。王建民医生在院前急救记录里写得很清楚——急救车到达现场时患者已恢复自主呼吸,嘴唇颜色从紫绀转为暗红,这个变化发生在救护车到达之前、除颤实施之前。

导致这个变化的干预措施是我的针刺——内关、郄门、膻中,心脉双开。王建民医生在术后当着多位医护人员和家属的面确认——院前针刺为他争取了宝贵的抢救窗口期,降低了心肌损伤程度。这就是临床证据。

它不是随机双盲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但它是真实世界里的因果关系链条。干预措施A导致了临床结果B的发生,这个因果关系排除了混淆因素——因为当时在场的除了我就是体育老师在做心肺复苏,而心肺复苏按了那么多下他嘴唇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我扎完针之后不到两分钟他开始恢复自主呼吸。这个时间序列、这个体征变化,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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