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协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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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农历十月下旬,苏城,钟氏纺织商行。
霜降过了,天一天比一天冷。院子里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风从运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远处烧落叶的烟味,钻进窗缝,呜呜地响。
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从沪上送来的密函。不是渡边健次的信,是渡边一郎直接从北平发来的电文抄件。纸是普通的白纸,上面的字是打字机打的,工工整整,没有一个墨迹。
电文只有寥寥几行。
“日本与德国拟于下月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两国约定,一方受到苏联攻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协定表面针对苏联,实则为日德两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军事同盟铺平道路。”
钟庆堂把电文抄件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想起去年秋天,他站在钟家染织厂的废墟上,对巧英说“各凭本事”。那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手里有渡边家的渠道、有留洋的见识、有苏城绸布市场的中端空缺,足够和巧英平分秋色。
如今快一年了。巧英的染织厂没倒,反而越做越大。怡和洋行的订单,宋云澜的商路,苏曼婷的绸庄,陆怀瑾的军需通道——她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稳。而他的钟记绸布庄,虽然勉强维持,却始终在渡边家的阴影里打转。渡边家的渠道,说收就收;渡边家的情报,说给就给。他不是不知道,只是没得选。
他把电文抄件放在桌上,站起身,走到窗前。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清晰的痕迹。透过那道痕迹,他看见街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正在卸货,一箱一箱地往店里搬。老板弯着腰,搬得很慢,搬几箱就要直起腰来歇一歇。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带他去杂货铺买糖。那时候钟家还没分家,两房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和巧英还是能一起玩的关系。爷爷给他买糖,他舍不得吃,攥在手心里。巧英追着他跑,说“庆堂哥给我看看”。他不给。她就蹲在院子里哭。他没办法,把糖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她。她破涕为笑,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爷爷站在廊下,笑着摇头。
那时候,他们还是一家人。后来爷爷走了。父亲和大伯分了家。两房各开各的门户,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他和巧英,也从“庆堂哥”和“英妹妹”,变成了“钟庆堂”和“钟巧英”。
他坐回桌前,翻开那本英文笔记本。这本本子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封面磨得发白,边角卷了起来。里面记的不是生意账,是渡边家的情报——仓库位置、调拨流程、管理人员名单。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笔一笔,记得密密麻麻。
他翻到新的一页,提笔写下——
“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日本与德国即将签订协定。德国的对华政策必将转向,从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将断供。渡边家的渠道靠不住,钟记需要自己的路。”
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钥匙放进口袋,贴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钥匙——父亲当年交给他的一条旧铜钥匙,说是爷爷留下的。爷爷留下的是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十几张发黄的纸条,每张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一个地址。爷爷说,这些人,每人只能用三次。三次之后,就要靠自己。
他从来没动过那个匣子。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父亲把那些人用完了,一个都没剩下。他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他要靠自己。靠自己把钟记撑起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不用看渡边家的脸色,不用靠岛国人的施舍。
他站起身,又走到窗前。这次没有用手指划玻璃,而是把整个手掌贴上去。玻璃凉凉的,他把手收回来,掌心里有一个白白的印记,很快消失了。
渡边家的渠道最近收得很紧。从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以前每个月都有货船到港,这个月一艘都没有。他问过渡边健次,对方说“海关检查,延误了”。他不信,但他没有追问。这件事,他不需要通过渡边家来证实。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周经理,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月从德国过来的货船,有几艘到了津沽,几艘到了沪上。还有,查一下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除了渡边家这条线,还有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走。”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他“嗯”了一声,挂断了。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里,他看见一张世界地图。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中间隔着苏联、隔着中国。现在他们伸出手,握在了一起。那只手握得很紧,像一把钳子。中国就在钳子中间。他的生意也在钳子中间。
他睁开眼,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凉茶涩味泛上来,他不觉得苦。他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他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红圈——那些红圈是他自己标的。天津三处,保定两处,石家庄一处,唐山一处。渡边家在华北的七处仓库,全部标在上面。这是他花了三个月,一点一点查出来的。
他把手指从地图上收回来,走回桌前坐下。铺开一张白纸,提笔。想了想,又放下。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到了,他要把这些坐标,送给该送的人。
同一天,沪上,宋云澜办公室。
窗外的四川路,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挣扎。宋云澜靠在椅背上,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怡和洋行的通知函。不是普通通知,是加急的,红色的“机密”印章盖在信封上。
“致各合作商:据可靠消息,日本与德国拟于近期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英国政府对日政策可能随之调整。建议各合作商评估在华资产风险,做好最坏打算。如有需要,可考虑将部分业务转移至香港或其他英属殖民地。”
宋云澜把通知函放在桌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点上。他不常抽烟,一个月也抽不了几支。但今天想抽。烟雾升起来,在阳光里扭曲着。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做生意,不怕赔钱,就怕看不准。”现在他看不准了。不是生意看不准,是世道看不准。日本人和德国人即将联手,英国人开始摇摆,美国人还在观望。中国被围在中间,像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一口。
他掐灭了烟,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一个邮差骑着自行车经过,车后座上摞着厚厚一沓信件。邮差按着铃,叮铃叮铃,声音在秋风里传得很远。他忽然想,那些信里,有没有一封是巧英写给他的?应该没有。巧英不常给他写信。不是不想写,是没什么可写的。生意上的事,她当面说。感情上的事,她不说。可他愿意等。等她把生意上的事忙完,等她把染织厂建好,等她把那些该扛的扛完了。等她自己发现,不是只有扛着才算活着。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周经理,帮我约一下汇丰银行的经理。下周,我去香港。”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他“嗯”了一声,“不止是账户的事。我要见他们投资部的负责人。有些钱,不能只存着,要动起来。”
挂断电话,他铺开一张信纸,给巧英写信。写了几个字,停下,把纸揉了。重写。又停下,又揉了。纸篓里堆了好几个纸团,像一朵一朵白色的花。
第三次,他写了:
“巧英:局势要变了。日本和德国即将签订协定,英国人的态度也会跟着变。我在香港的账户,又存了一笔进去。不是我的钱,是云锦坊的。你在苏城,万事小心。原料多存一些,订单不要接太满。钱不要都放在一个地方。还有,你在沪上的那个账户,我又加了一笔。”
他想了想,又在最后加了一行:“不要怕。我在。”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用手指在封口上压了压,压得很紧。然后拿起桌上的台历,翻了翻。立冬快到了。他在台历上画了一个圈,写了一个字——“去”。不知道是去香港,还是去苏城,还是去哪里。他只是想写一个字,告诉自己要动。
十月底,绥远前线,军需处驻地。
陆怀瑾站在一堆物资前面,手里拿着清单。绥远的冬天来得早,十月下旬就开始飘雪了。天灰蒙蒙的,铅云压得很低。风从塞外吹过来,带着沙子和冰碴,打在脸上像刀割,割完了还往领口里钻。
他刚从前方回来。一批军需物资在运输途中被日军拦截了。不是抢走,是炸了。三辆卡车,两车弹药,一车粮食。弹药炸了,粮食烧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他在十几里外就看见了。那烟是黑色的,卷着往上冲,像一根巨大的柱子,把天捅了一个窟窿。
他赶到现场的时候,车还在烧。铁皮烧红了,轮胎烧化了,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火药味。几个士兵在灭火,用铁锹往火上扬沙子。他蹲下来,捡起一枚没炸的子弹。子弹很烫,烫得他手指发红,但他没有扔。他把子弹装进口袋里,站起来,看着那些烧成骨架的卡车。
副官走过来,脸色发白。“陆长官,军政部来电报了。说让您回汉口述职,配合调查泄密的事情。”
副官的声音很低,像怕被谁听见。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半,但陆怀瑾还是听清了。泄密。谁泄的密?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运送路线只有几个人知道。他自己,副官,还有两个司机。他们不会泄密。那泄密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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