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受害者联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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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向各自律师申报条件类型,不强制公开金额。”陈默说,“我们要防的是一份和解协议切断所有人的证据,不是查每个人拿了多少钱。”
有人又提出,把二十三家的完整材料全部复制一套,每个成员各自保存。宏达原厂主第一个反对:“我愿意把自己的合同拿出来,不代表我能拿走别人的银行流水。”
周野把访问方案投到屏幕上。成员只能看共享索引;需要交叉核验时,由两家材料持有人分别授权,律师在固定设备上开临时权限,查看、导出和打印都会生成记录。权限到期后自动关闭,已经下载的副本按编号回收或封存。
“这会很慢。”一名代表说。
“慢一点,总比材料出去以后不知道落到谁手里好。”周野回答。
林川在这一条后面加上“最小必要范围”。他们要建立的是能够互相支撑的证据网络,不是把二十三家企业的旧伤集中到一个随时可能泄露的硬盘里。
争执渐渐从“敢不敢公开”变成了对具体条款的修改。有人要求原件永不离开持有人,有人担心扫描件被媒体截取,还有人提出,已经注销的企业应由原法定代表人和债权材料共同证明身份,不能谁拿着旧公章谁就代表公司。
律师逐条记录,没有当场替任何人下结论。
午后,第一轮材料核对开始。
二十三张桌签后面,摆出的东西并不相同。有的是盖章采购合同,有的是设备贷款回单,有的是法院处置裁定,还有一家只带来一摞泛黄的物流签收单。周野带着两名技术人员只负责制作只读副本、计算哈希和记录设备编号,不判断内容真假;陈默则把每份材料标成“已见原件”“持有人提供复制件”或“公开渠道取得”,不允许使用“证实赵家”这样的表述。
一家齿轮厂的原负责人递来撤单通知时,手一直在抖。通知上的理由是终端项目取消,可同一型号的产品半年后又出现在另一家公司的采购目录里。
“这能证明他们故意骗我吗?”他问。
林川看完日期,把文件还给律师:“不能。它能证明型号、时间和采购路径值得核对。先把能证明的留下。”
老人愣了一下,慢慢点头:“行。别替我多说,也别少记。”
在正式表决前,律师又逐一确认代表身份。两家企业因授权文件只覆盖材料核验、不覆盖组织表决,现场联系委托人补充电子签署;另一家坚持只加入非公开核验,公告名单和后续采访一律排除。这个限制被原样写进授权书,没有人替它改成默认公开。
最终,二十三票全部同意成立委员会,关于公开范围的选择却分成了三档。结果没有看上去整齐,却比一句“共同发声”更能经得起追问。
傍晚六点,最后一份独立授权书完成签署。二十三家企业没有把材料交给星川,而是分别授权同一家律师协作组建立证据索引,并选出五名临时委员。宏达原厂主在名单里,林川不在。
律师宣读最终名称时,没有人鼓掌。
“历史受影响企业维权委员会,今日成立。现阶段成员二十三家。委员会只负责材料协同、律师资源共享和程序联络,不预设责任主体,不统一损失金额,不限制成员独立和解、退出或者依法报案的权利。”
林国平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一整天没有发言。散会后,他走到那面贴满编号的白板前,看着恒远和其他企业一样,只有一个普通编号。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把恒远那份账找回来就够了。”他说。
林川把最后一只文件盒交给律师:“现在也要找。但不能拿别人的账,替恒远证明自己。”
对外公告只写了组织名称、规则和材料接收边界,没有公开二十三家名单,更没有提仓库火灾与警方调查。
林川送父亲下楼时,一名企业代表忽然停在停车场。他的车没有受损,雨刷下却压着一张对折的纸。
律师戴上手套把纸装进透明袋。纸上没有威胁,也没有落款,只有委员会刚刚发布的规则,以及一张被红框标出的关系图。图上,星川、林川和二十三家企业被人用一条粗线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