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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赵天雄的反击律师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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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半,云盛收到第二轮正式材料要求。

律师团要求公司保存并提供当年董事会及经营会议的完整版本记录,同时对外说明此前事实更正公告不包含赵天雄个人责任认定;又要求独立核定机构将恒远损失与市场变化、经营能力、债务成本分别计算,不能把破产后的全部损失都归到一次合同终止上。

每一项要求都有程序依据,每一句话都在缩小责任范围。

法务负责人把文件分成三组:“第一组可以按现有程序回复,第二组涉及调查材料,我们无权提供;第三组要求撤回部分公开表述,没有事实基础。”

他又翻出一份长达四十七页的法律意见。律师团把赵天雄的身份拆成董事、股东、家族资产委托人和历史项目知情人四种,要求任何材料都必须先说明究竟指向哪一种身份。曾经由“赵董办公室”传出的口径,只能证明办公室有人联络;董事会通过过的事项,只能证明公司形成过决策;关联主体最终获利,也只能证明存在受益结果。

“他们不是要证明每件事都没发生。”法务负责人说,“他们要让每件事都停在别人身上。”

林川看着那四十七页,没有轻视对手。赵天雄过去最擅长的,就是让指令不以指令的样子出现。现在律师团做的,是把这种模糊变成一道道责任防火墙。

“照这个边界回。”林川说,“不拖延,不越权,也不跟着他们的节奏开舆论战。”

陈默翻到附件最后一页:“他们还特别提出,境外信托属于家族财富安排,与恒远、安洲发展和云盛旧项目不存在可证明的资金联系。”

这句话让林川重新看了一遍附件目录。

律师团没有必要替一项尚未被完整串联的事实提前划线,除非他们已经判断出,现有材料最缺的正是这一步。

“硬盘里的境外结构,只能证明赵家怎么持有资产。”陈默说,“魏成海的账册能证明项目款怎么被拆开。中间如果没有同一笔钱、同一个编号或者同一份凭证,两边就还是两条线。”

林川没有反驳。

愤怒不能填上证据缺口。律师团把每个缺口都摆到台面上,反而替他们指出了最需要补的地方。

他让法务把对方的四栏表原样打印,又让陈默把现有材料按“决定发生前、执行过程中、利益实现后”重新排列。不是寻找一句决定胜负的话,而是核对每一步由谁推动、谁掩盖、最后的钱到了哪里。

下午,第一轮交叉表铺满长桌。

终止通知与授信口径在时间上重叠,安洲发展付款与额度收回相隔六天,资产处置款后来又以不同借款名目流向关联主体。这些事实能够证明异常连续,却仍不足以单独回答赵天雄是否在统一调度。

林川在“资金去向”一栏停下笔:“还有没有没归入项目的原始凭证?”

档案人员调出魏成海账册的封存目录。大部分材料已经按合同、银行和资产处置分类,只剩一个名为“零散报销及外派费用”的薄袋,因为金额不大,也无法对应恒远项目,一直作为附属材料单独保存。

目录共十一项,前十项都是车票、住宿和复印费。

最后一项没有项目名称,只有一张褪色发票的编号、日期和付款单位。

陈默看了几秒,把律师团那句“境外信托与国内旧项目无资金联系”移到旁边。

“申请调原件。”他说。

林川合上其他文件,只留下那一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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