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彭树德传授经验，蒋笑笑提供档案（2/2）

蒋笑笑离开后不久，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常务副县长方云英推门进来，她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藏蓝色棉袄，领口露出浅色的羊毛衫。“李书记，没打扰您吧？有件事跟您请示一下。”

“方县长，进来坐，什么事？”我指了指刚才蒋笑笑坐过的椅子。

方云英坐下，搓了搓手。“是这样，李书记，马上就是元旦了。往年这个时候，县委、县政府大院，都会给机关干部和职工发点年终福利，表示一下组织关怀。一般是每人一桶油、一袋面，有时再加点别的。您看今年……这个事怎么办？”

我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笑着反问道：“方县长，发福利这个事情，按说属于机关事务管理，小事情嘛！怎么还专门来请示啊？”

方云英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了然和些许无奈，她裹了裹身上的衣服，说道：“李书记，话是这么说，但毕竟涉及要花钱，而且不是小钱，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加起来，大几千号人，这笔开销不小。所以啊，具体怎么办，办到什么标准，县长不在，我觉得还是得先听听您的意见，心里好有个底。”

我看着她略显凝重的神色，心中了然，直接点破：“方县长，是不是目前县财政上……比较困难？连这点福利钱都紧张了？”

方云英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她轻轻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李书记，既然您问到了，我也不瞒您。财政状况……确实非常吃紧。教师的工资，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东挪西凑，到目前为止，算是没有拖欠，保证了发放。但明年开春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实在没底。还有更棘手的是，”她更为无奈，“咱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账上的钱，满打满算，也就还能保障三个月左右。如果三个月之后，财政收入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企业税收上不来，那么……恐怕干部的工资，也要开始拖欠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方云英亲口说出“干部工资可能拖欠”的判断，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分税改革之前，东洪和临平的钱再紧张，保运转的资金还是有的。曹河的财政，果然已经到了悬崖边缘。

我沉默了片刻思考着。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方云英说道：“你这样，尽快把县财政真实的家底报表，给我拿一份过来。我要看看，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窟窿有多大，还有哪些可能的财源或者腾挪空间。”

“好的，我回去就让人整理，下午就给您送过来。”方云英应道。

“至于元旦福利……”我沉吟道，“该有的表示，还是要有。机关干部辛苦一年，这点关怀不能少。否则人心更散。县政府先想想办法，在预算内尽量调剂解决。如果实在调剂不开，缺口太大，到时候你再给我打报告，我们县委这边再研究。总之，既要体现组织关怀，稳定队伍，也要量力而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方云英点头：“我明白了，李书记。那我们尽量从紧安排。”

“还有，”我想起进大院时看到的情景，“往年元旦，是不是还会对县委大院周边做一些装饰，挂点灯笼彩旗什么的？”

“是的，会简单布置一下，营造点节日气氛。”

“嗯，”我斟酌着用词，“大办特办就算了，现在不是讲排场的时候。但基本的节日氛围还是要有一点。你们想想办法，尽量节约，灯笼……还是要挂几个的，改革的氛围要有，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要提起来。县委、县政府大门不能显得太寒酸、太暮气沉沉。这个度，方县你来把握。”

“好的，李书记，既节俭，又有过节的样子。”方云英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们又就财政开源节流、近期重点工作等聊了十几分钟，交代了县政府的重点工作方云英才起身告辞。我心里暗道：“没钱，我就不信这近十个亿的债务找不到腐败分子。”

她刚走没多久，蒋笑笑就抱着一大摞文件回来了，轻轻放在我办公桌一侧的空位上。

“李书记，您要的材料，基本都在这儿了。会议纪要四份，工业局、经贸委、土地局关于棉纺厂的档案资料，能找到的都在这里。有些年代久远的，可能不全。”

“好，辛苦了，放这儿吧。”我点点头。

蒋笑笑放下材料，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挪了挪椅子，开始翻阅。首先抽出的是棉纺厂的历史档案。纸张已经泛黄，有些边角卷曲，带着陈年档案室特有味道。

档案记录显示，曹河县第一棉纺厂始建于1958年，是那个火红年代“大干快上”的产物，集中了当时全县乃至地区的人力物力，建设规模一度超越了位于市区的东原市第一棉纺厂，成为整个东原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风光无两。

档案里还夹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厂房崭新，红旗招展，工人们戴着白帽子，在纺织机前神情专注，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我一边快速浏览，一边暗自感慨。从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荣耀，如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材料显示，棉纺厂现有在职职工1200余人，而离退休职工已达400多人。三十多年工龄，退休三四百人，从时间上看倒也正常。但这提醒我一个严峻的现实：曹河县国有企业的负担，未来只会越来越重。随着时间推移，老职工会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一批批离开岗位，进入需要企业支付退休金的名单。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持续下滑。

如果企业效益好，利润丰厚，养几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负担，但并非不可承受。可如果企业本身就在亏损边缘挣扎，那多养一个人都是困难。

我合上历史档案，又拿起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数据触目惊心：设备陈旧，产品滞销，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小小的棉纺厂，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万。人均负债一万多，忍不住的骂道：“娘的，真他妈黑。”

但正如昨天彭树德所言，这里面的债务，有多少是经营不善真实产生的，有多少是为了“哭穷”、“避嫌”或者别的目的“主动”背上的？我估计后者是少数，但绝非没有。在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接着，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从厂长马广德，到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关键科室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棉纺厂子弟”。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老领导，儿子、女儿接班进厂，慢慢成长为干部。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且大多干不长。

整个管理层，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子弟兵”体系。这种结构，在效益好、人心齐的时候，或许有凝聚力。

但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断臂求生”时，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地缘关系，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保住“自己人”的饭碗和位置，哪怕这个“现状”正在滑向深渊。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里提出“卖地自救”方案，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职工代表和部分中层技术人员提出来的，梁满仓还批评厂领导班子对此一直态度暧昧，议而不决，倾向于“等、靠、要”。

看来，这个厂班子的问题，确实不小。一千九百多万的债务背着，怎么好意思还在位置上。

最后，我又翻看了那四份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纪要格式规范，记录清晰。

四次会议，召集人都是梁满仓，议题都是“研究曹河县第一棉纺厂改革脱困有关问题”。

从纪要中，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满仓的思路脉络：他看到了棉纺厂的危局，意识到必须改革；在县财政无力注资、银行不敢新增贷款的情况下，他将目光投向了厂区西侧那块闲置土地，认为盘活土地资产换取资金，是当前条件下唯一现实可行的“自救”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方向没有错，思路是对头的。如果能成功，筹集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确实能极大缓解债务压力。

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在纪要上勾画、批注。马上梳理出第一个问题：梁满仓事无巨细，管得太深太细。一个棉纺厂的改革，他亲自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看似重视，实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把手撸袖袖子干，具体分管副县长和职能部门站在边上看，不敢、不愿主动承担责任。

我心里暗道：完全应该把组长的担子压给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苗东方嘛，明确他的主体责任，干不好正好打班子换人，干好了是县政府领导有力。该坐中军大帐的人跑去当先锋，定位就错了。

我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就看到了第二个问题：会议开了四次，每次都是老生常谈，围绕土地权属争议、群众工作难做打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四份方案方案反复商议，细节纠缠不清，缺乏一锤定音的魄力和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啊。

纪要中记录的各种“难处”、“实际情况”、“群众情绪”“遗留问题”。

看似客观全面，实则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畏难情绪。

我心里暗道：根本没抓住关键，土地问题太简单了，为什么非得政府来判土地归属？完全可以双方起诉交法院判决，法院判了之后，谁再闹抓人就是了。五四手枪掏出来，哪里有什么反对的声音。问题的关键还是班子不行嘛！

看到这里，我放下笔，靠向椅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暗道：梁满仓是个好人，也想做事，但那种四平八稳、力求面面俱到的工作方式，显得魄力不足，难以破局。最终，他自己被拖垮在了会场之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我喃喃自语，想起于伟正书记送我来时的叮嘱。

档案材料只能勾勒轮廓，会议纪要只能反映流程。棉纺厂班子内部到底还有没有可用之人，一千九百万都是被谁吃了，太匪夷所思了，一天浪费一万都要五年的时间。看来，能不能过个肥年，关键就在棉纺厂领导班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