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9章 1990（有很大改动）（1/2）
第509章1990（有很大改动）
在东德这边，游说失败的At并未返回法兰克福，而是继续跟著余切。At
解释道：「我不是那种替政府办事的御用学者，我之前说您会和我的祖父成为朋友，这都是真的！」
余切表现出一副从来没有怀疑过At的样子。
「你不需要假设如果。」余切望著At，「你本人足够和我成为朋友，我也感到很荣幸。」
科尔奈能够看到，余切给这个人带来的变化。这个恩格斯的孙子，就像是他祖先的血脉被激活了一样，他短暂的脱离了他的阶层，开始深入到那些东德的底层劳工里去。
调研前后持续了三个月。
《窃听风暴》上下两册都得以出版，在整个德国都引发轩然大波。它以纯粹的悲剧预言了德国接下来的命运，数据翔实程度更远甚于《白夜行》，得益于科尔奈的帮助和两德统一的造势，《窃听风暴》在出版的刚一周后，立刻登上全欧流行书籍销售类榜单的第一名，要注意，这不是「文学类」，而是所有书籍当中的第一名。
有消息说大惊失色的科尔政府自己也买来《窃听风暴》分发来看。东德这边的流亡领导，甚至于苏联的戈氏，竟也表露出对这本书的欣赏。「它至少说明了，我们并非无可救药，我们有良心，有道德，我们也有希望。」
「经济？那确实个问题，我们主要是在经济上没弄明白。但我们真的不是一无是处。」
《窃听风暴》塑造了一种奇异的现象：无论是红色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那一套的西方人，通通都觉得这本书很有可取之处，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描写了德意志民族的大事。
它似乎在推演德国统一的人间世，但又似乎在描写自己。余切的小说在东欧受到的欢迎，就像是科尔奈在中国受到欢迎一样，「我第一次见到有经济学家提到住房和厕所的事情，让我感到很亲切，我知道这是一个懂中国人的洋专家。」
在许多流亡的东欧前领袖眼里，这件事情变成了「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称赞苏式体制讲道义讲人情的一面，这个体制在过去的确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僵化，但我们的人民是可爱的，他们绝不是失败了的二等公民。」
随后，余切迎来他的人生大事。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领取这一年的文学奖。
本来就在欧洲的新化社全员出动，作为余切的老婆，张俪也随著访问团一起来斯德哥尔摩。
「余厚启开智了！」张俪说，「他说话还是很晚的事情，之后就忽然能数数，看懂图画，杨振宁先生说，余厚启总把事情想明白了后再做，他想透了后学东西就会很快！」
余切大笑道：「我们应该在燕大也申请一个房子，就住在杨振宁家里附近，让他天天来教我孩子读书。」
「杨教授是诺奖学者啊！他的时间很宝贵的！」
不需要余切说话，新化社的邵琦记者就说，「现在余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了！
他是完全的土生土长的内地学者！而且他还在出成果的期间————」
匈牙利人科尔奈和余切一起参加颁奖礼，At回法兰克福大学发动德国学者游说政府————
余切又和这一年的各大学术明星相遇了。
余切成了颁奖礼上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有个「诺奖诅咒」，但是他只用了两个月就打破这一诅咒。评论家普遍认为，《窃听风暴》文学价值上完全不逊色于《白夜行》，至于它最终的分量如何？还要取决于接下来的两德如何发展。
甚至要看东欧剧变之后，这一系列小国将来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
科尔奈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窃听风暴》传奇程度胜过了《白夜行》。
因为我们至今不知道他如何写出那本小说，但《窃听风暴》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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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在马尔克斯的病床前有了想法，紧接著在和科尔的电视辩论中得到升华————一千八百万东德人民，以及作为对照的六千万西德人为他小说提供了现实素材，恩格斯的孙子，一众经济学家————如此多的人都看到了他如何创作一部巨作。我们的见证本身，也是这本书魅力的一部分。」
蜂拥而来的媒体好奇余切怎么看待这些圈内人的「吹捧」。
「你如何看待你打破了诅咒？」
「我的身上不存在诅咒。」
「好答案！那么，这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同凡响吗？在斯德哥尔摩，历史上从未有人拿到过两次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你可以成为那一个人？」
余切对两次诺奖感兴趣，但对两次文学奖并不感兴趣。
这是因为文学奖后来逐渐变得政治化，文学的黄金年代衰退。而经济学奖，在后世逐渐成为一个分量颇重的奖项。评委会总把当年度的经济大事列出来，从故纸堆里面寻找准确预言了今天趋势的那些研究————
看看那些经济学奖作品：《雅典娜的礼物》、《专制和民主的起源》、《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国家为何失败》————
他们就像是文学著作那样朗朗上口，和常人想像的艰深晦涩绝不一样。
余切说：「我此前对荣誉的追求，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作为中国人需要荣誉，我必须证明我们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好————现在我仍然渴望荣誉，但我不为了某个荣誉进行创作。」
美联社的记者问他：「马尔克斯说，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是他一生中最可悲的事情，许多作家都承认他的话————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将会如何回答他？」
「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但是做少数人才能成的事。」
「即便是在获得诺奖这件事情也是如此吗？」
余切得意的已经让人觉得他真的和马尔克斯在谈话。他毫不掩饰的说：「为什么不呢？加博？」
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大笑。这一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挪威人哈维默，他略带艳羡的和周围人说：「我真希望我能像他那样说话，和他站在一起，我就好像没有获奖一样！」
哈维默的将概率论引入到计量经济学，这是一个诺奖级但并不是一定获得诺奖的成就。和余切的全票获奖不同，哈维默的获奖很有争议，一些人认为他因为有挪威（北欧）户口本，所以拿到了奖项。
哈维默有些介意这件事情。
哈维默自己也在获奖后就听说，「如果不是余切报了文学奖，余切有可能拿到经济学奖」。
这让他感到很失落。
两德统一背后有巨大的经济现象，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人们更希望听到余切的见解。
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保罗听到了他的抱怨，过来安慰他说，「余切正在谈论我的祖国————我可是一个德国人啊！但是，他们好像都忘记了我是一个德国人。」
又是《时代》周刊的刘祥成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把几位学者之间的对话记下来，抬起头忽然醒悟道：怪不得文学奖曾经是诺贝尔本人最重视的奖项。
因为诺贝尔活著的年代，那些流行于世界的文豪，几篇文章就可以引动一个小国家的局势，让大国的领导人灰头土脸————如今谁还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近年来，文学的衰弱已经使得人忘记了大文豪的影响力。略萨尚且敢于通过竞选诺奖，来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加分————倘若再过几十年，诺奖作者想要竞选总统？
这似乎已经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只有余切还能让人看到，那个文学黄金年代的余荫。那些国会议员，世界巨富也不愿意招惹文豪的年代。
刘祥成想像如果余切活在上世纪会怎么样？是否海明威，马克吐温这些人会倒过来成为他的书迷？但最终刘祥成没有写这么一个文章，而只是把自己这些设想，当做是出于民族自豪感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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