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3章 四君子（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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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委大院出来，单位派来的小车，早在停车区等待。

上车后，翁永明说：“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黄河清，你呢？”

“我没有那种释怀的感觉，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黄河清说：“从一九三0年开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受吴文藻、潘光旦、陈达的影响，形成了重视实地调查，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强调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学术氛围。费教授于一九三五年，对广西大瑶山、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云南禄丰县禄村等少数民族社区，从家庭婚姻制度、血缘关系、民间信仰、经济结构、土地关系等方面，认识中国农村问题。费教授调查开弦弓村，时间长达两个月。我们四人，调查井境县，仅花了十八天，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是走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之路？还是走以吴景超、马寅初、何廉为代表的发展都市救济农业工业化之路？”

朱嘉伟说：“我和王凤鸣认为，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他们作的社会调查，和美国学者卜凯、中国学者陈瀚笙、李景汉、方显廷一样，中间有太多的学术成分，缺乏政治考量。政治考量就是土地权属关系。历史每一个朝代衰落之时，土地兼本非常严重，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反之，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初兴之时，实行耕者有其田和休养生息政策，才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

王凤鸣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回过头来说：“朱嘉伟，你是如何看待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

“第一，苏联于一九三0年执行集体农庄制度，是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并不符富农在内广大群众的利益。第二，国家直接支配。播种面积、产量、牲畜数量、作业方式等各项指标，由国家直接下达，农庄没有自主权，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第三，义务交售制。苏联仅以百分之五至或百分之二十的成本价，收购产量百分之三十四至百分四十三的农产品，工业产品与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埋下了社会危机的巨大隐患。”

翁永明问：“王凤鸣，你是偏向于乡村建设设派，还是工业救济派？”

王凤鸣说：“苏联说地大物博，还说得过去。我们中国的农村，地大物博吗？耕地严重不足，加上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石漠化、自然灾害，这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基本问题之一。”

“之二，中国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是苏联人口的十几倍。农民人平耕地，比苏联少了几十倍，几百倍，上千倍。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率，是中国的几百倍、几千倍，甚至上万倍。所以，我们中国的农业农民，无法与苏联相对比。更所以，一味拿苏联的模式，套在我们的头上，是严重脱离实际情况的，不符合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神。”

“请问诸君，我们的工业，还处于一个相当薄弱的起步阶段，如果走工业化派之路，无异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根本解决不了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翁永明急问：“王凤鸣，你的意思，是走乡村建设派之路？”

“不尽然。”王凤鸣说：“三十年代旧中国那套学术理论，不能应用到新中国七十年代的农村，时间在变，时势在变，时机在变，时代已变，我们最大的抓手，或者说突破口，是解放农业生产力。”

黄河清说：“王凤鸣，怎么解放农业生产力？”

王凤鸣说：“答案，或许在井境县委书记卫是非的心中；或许在七亿农民心中。”

“在卫书记心中，我承认事实。但我不承认，普通老百姓，心中有答案。”

王凤鸣说话，点到为止：“贫穷、落后，或许会倒逼出一套方案。”

下午四点，四君子便回到了北京。

党参曾经提议成立政策研究室，但一直没有组建，但在最高行政机构，相应有了一个雏形，专门的课题组，由办公厅的胡主任兼管。

胡主任是大笔杆子，蜚声中外资深的理论家。看过层层递上来的调查报告，眉头一皱，说：“王凤鸣这个人，号称四君子，这么不靠谱？”

递报告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处长。处长细声问：“胡主任，哪里不靠谱？”

“你看这个结论，文青气息太重，什么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艰难。如果这份文件，传到外国媒体人的口中，他们会趁机掀起反共反华浪潮。”胡主任站的位置高，眼光自然看得远，说：“把报告退给王凤鸣，原有数据不改动，序言和结尾段重新写。”

王凤鸣回北京后，补休三天假，趁此机会，骑着单车，去拜访瞿麦的夫人，灵芝奶奶，了却卫是非书记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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