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复辟檄文（2/2）

从理论上为推倒新法进行铺垫之后，司马光在这份奏疏里再又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宋朝的当下现状进行了一番概括性总结：大宋的全体百姓如今都在痛苦地呻吟和呐喊，国家已到危亡之际，所有人现在都伸长脖子拉直耳朵等着朝廷发布废除新法的诏令，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活得下去（今幅员之内，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颈倾耳，以俟改法，庶得苏息）。

司马光由此向天下人发问：大宋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怒吼，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岂能等到三年之后才对新法予以废除？

写到这里，司马光突然灵光乍现，这位以“礼学家”自称的道德君子说了一句可能连他都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话：如今是太皇太后当国秉政，所以我们现在废除新法是以母改子，而不是以子改父，这就不存在违背伦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又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好家伙！不愧是千古司马光！一千多年前他就在为妇女的权益和地位而奔走呼喊，以母改子这句话一经问世简直就是震碎了当时世人的三观。中国妇女的地位难道从北宋就开始与男人平等了吗？你司马光熟读儒家的经史子集，请你解释一下何为“夫死从子”？你这独家发明的“以母改子”申请专利了吗？作为一个儒家门徒，你司马光能够说出这句在当时违背儒家纲常伦理的话着实属于离经叛道。照此理论，历朝历代的皇帝驾崩之后何必要父死子继？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应该是当朝皇后，而不是什么皇太子！这套所谓的以母改子理论何其强词夺理！何其荒谬！

抛出了以母改子的理论后，司马光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废除新法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新法并不是出于神宗的本意，神宗前期是受了王安石的蛊惑，王安石彻底归隐后，神宗开始走上前台独自领导变法运动，但这也不是神宗的本意，而是受了变法派的另一些奸人的蛊惑。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神宗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被蒙蔽者，如今废除新法便是在为神宗讨回公道。他在原文里如是说道：天下籍籍如此，皆髃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

又是一个好家伙！你司马光这是在说神宗将近二十年的帝王生涯完全就是一个傻子和傀儡吗？你这还真的是在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啊！

司马光从来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人，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掌握着人世间的真理，这种人怎么能够客观？因此，他能够说出这些话并不为奇，这就好比辩论赛，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切只为证明自己就是真理。

在这之后，司马光开始将矛头对准他所认为的新法当中最为祸国殃民的三项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官法。他逐一阐述了这三项新法的弊端并由此说明它们的不合理性，我们这里单独说一下他对将官法的抨击。

司马光认为将官法的施行导致武将的权力被无限放大，而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知州和知县就此失去了掌兵之权，这些士兵只听从将官的调遣，如果哪个武将蓄谋造反可就要重复五代时期的乱象。归根结底，兵权还是必须掌握在文官的手中，重文抑武和以文制武是大宋的基本国策，而将官法就是在破坏大宋的祖制，这是绝对不行的。

结合自己在洛阳的暗中观察，司马光接着又说道：“自将官法实施以来，我看到转运使和知州一级的官员其出行仪仗的规模都大为缩减，甚至于连个搬运行李的队伍都凑不齐，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如此一来，官威何在？如此一来，就是要兵甲扈从，就是要有威仪和排场，这样才能威服吏民。

司马光为此还举例说明：之前先帝病重时，西京留守曾去嵩山督造道场为先帝祈福，但因为将官法规定城内的禁军不得在城外留宿，这就导致堂堂大宋西京的留守大人当晚身边只剩下了七八个人在旁边伺候，这成何体统啊？我们大宋官员的威仪何在啊？如果有歹徒行凶可怎么办啊？城内群龙无首，如果有乱贼趁机入城作乱又怎么办呢？

这里真的很想问一下司马光同志：留守大人如此尊贵的身份其身边竟然只有“区区”七八个人伺候，可他最后遇刺身亡了吗？他最后不是平平安安地回到洛阳了吗？哪里有什么凶徒？自变法以来，因为保甲法的施行让大宋的治安空前良好，之前几十年里经常发生的官军造反和农民起事更是近乎绝迹，这不正好说明新法于国有大利吗？这不正好证明变法这十几年来天下大治人人守法吗？

对于司马光的这些论述我们不再评议，他这样的理论家想为自己即将展开的行动进行舆论造势总会找到各种看似合乎情理的理由和依据，哪怕是强词夺理。然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他这一篇强文的问世注定会在大宋的政坛掀起一场狂风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