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大哥退休（2/2）
马建设愣住了。
他站在那儿，看看账本，看看建国，又看看嘉禾。眼眶慢慢红了。
“我……”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谢您。”
嘉禾放下刀，走过来。
“不用谢。”他说，“好好干就行。”
马建设把那本账本小心地收进帆布包，朝建国和嘉禾各鞠了一躬，转身跑了。
春梅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笑了。
“大哥，您这是要开账房学堂？”
建国没理她，继续拨算盘。
嘉禾站在一旁，看着他哥。
五十三了，头发白了，腰板还挺得直直的。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那年他七八岁，哥十二。哥在粮站当学徒，每月工资八块钱。哥把八块钱全交给娘，娘给哥留两毛零花。哥舍不得花，攒着，攒够了给他买糖吃。
有一回他问哥：哥，你攒钱给我买糖，你自己不吃吗？
哥说：我不爱吃糖。
他信了。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哥不是不爱吃糖，是舍不得吃。
他咽下去的东西，都留给弟弟了。
如今弟弟开店，他来管账。一分钱不错，一分钱不贪。把弟弟的钱，当自己的钱看。
他还是那个哥哥。
一辈子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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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建国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累着了。连着熬了几天夜对账，又赶上变天，着凉发烧。
春梅劝他回去歇着。
他不肯。
“就几笔账，”他说，“对完就回。”
春梅拗不过他，只好由他。
晚上九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嘉禾刷完锅，出来一看，建国还趴在柜台上，对着账本。
他走过去。
“哥，该回了。”
建国没动。
嘉禾凑近一看，他哥趴在账本上，睡着了。
算盘压在胳膊底下，硌出一道红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上头记着当天的流水：樱桃肉二十一份，烩三鲜十五份，炸酱面四十三碗。合计流水二百七十八块五。
嘉禾站在那儿，看着他哥。
灯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一道道皱纹照得分明。五十三的人，看着像六十。头发白了多半，眼角耷拉着，嘴唇干裂，有几道血口子。
他想起小时候，哥带他去护城河边摸鱼。哥把他扛在肩上，他骑在哥脖子上，两条腿晃荡着，看着哥在水里走。哥的脊背很宽，很暖，像一面墙。
如今那面墙老了。
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轻轻推了推。
“哥，醒醒。回家睡。”
建国睁开眼，迷迷糊糊看着他。
“账对完了？”
嘉禾点点头。
“完了。回家吧。”
建国站起来，把账本合上，收进抽屉。他把算盘装进布袋，把钢笔别进上衣口袋，把椅子推进柜台底下。
然后他拿起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帆布包，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老二。”
“嗯。”
“明儿早点开门。有批肉送来，得验货。”
嘉禾说：“知道。”
建国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胡同里很黑，只有巷口那盏路灯亮着，昏黄昏黄的。他的背影慢慢走远，融进那片昏黄的光里。
嘉禾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
一直到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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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建国还是准时来了。
烧退了，嗓子还有点哑。春梅给他沏了杯姜糖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继续算账。
算到一半，他停下来。
“春梅。”
春梅正在擦桌子，听见他叫，走过去。
“大哥，什么事？”
建国指着账本上一行字。
“这天卖出去的樱桃肉，比平时少三份。可那天的肉，进了二十斤。剩下的肉呢？”
春梅想了想。
“那天有桌客人，临时改菜单，不要樱桃肉了。那三份的肉，冻起来了。”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冻肉也算库存。”他说，“得记上。”
春梅看着他。
“大哥，您这脑子，怎么长的？”
建国愣了一下。
“什么怎么长的？”
春梅说：“这些细枝末节的，您怎么都记得住？”
建国把笔放下。
“不是记住的。”他说，“是算出来的。账要对得上，就得一笔一笔算。算多了，就记住了。”
他顿了顿。
“我在粮站三十五年，经手的账本摞起来，比这房子都高。那些账，每一笔我都能说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进了多少粮，出了多少粮，剩了多少粮，全在脑子里。”
春梅听得目瞪口呆。
“那您还记得六零年的账？”
建国说：“记得。那年最难。粮食少，人多，每天一开门就抢。账本上记着，那年我们粮站一共进了三千四百七十二吨粮食，卖出去三千四百六十八吨，剩四吨，支援了别的站。”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春梅站在那儿，看着他。
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不只是她男人的哥哥。
他是这个家的另一根柱子。
一根不吭不响、一直立着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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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沈家菜馆出了件事。
有个客人吃完，说钱包被偷了，没钱结账。春梅让他押东西，明天拿钱来赎。他说没东西可押。
春梅没办法，去问嘉禾。
嘉禾正在炒菜，头也没回。
“问我哥。”
春梅又去问建国。
建国放下算盘，看了那人一眼。
三十来岁，穿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站在柜台前，低着头，脸臊得通红。
“我……我不是故意的。真的被偷了。”
建国没说话。
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三块钱，递给春梅。
“把账结了。”
春梅愣住了。
“大哥？”
建国说：“他要是骗子，三块钱买个教训。他要是真的，三块钱帮个人。”
那人站在那儿，眼泪刷地下来了。
他把三块钱接过去，塞回建国手里。
“沈师傅，这钱我不能要。”他说，“我明天一定送来。”
说完他转身跑了。
春梅追出去，他已经消失在巷口。
她回来告诉建国。
建国点点头，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那人来了。
他掏出三块钱，放在柜台上。
“沈师傅，这是昨天的饭钱。谢谢您。”
建国把钱收下，放进钱匣子。
“吃了没？”他问。
那人愣了一下。
“没……还没。”
建国冲灶间喊了一声：“老二，多下一碗面。”
嘉禾应了一声。
那人站在那儿，看着建国，看着灶间冒出的热气，看着春梅端上来的那碗面。
他低下头，开始吃。
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出声，就那么掉着。
建国装作没看见。
他继续拨算盘，噼啪，噼啪。
阳光从门口涌进来，落在他身上，落在那把用了三十多年的算盘上，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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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嘉禾给建国封了个红包。
建国不肯收。
“老二，你这是干什么？”
嘉禾把红包塞进他手里。
“哥，这一年您辛苦了。这是您应得的。”
建国把红包推回去。
“我管账不是图钱。”
嘉禾说：“我知道。”
他把红包又塞回去。
“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建国看着那个红包。
红纸，金边，封口处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上头写着四个字：新年大吉。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和弟弟一起给爹娘拜年。爹娘给他们发红包，一人一个，里头装着一毛钱。他和弟弟舍不得花，攒着，攒够了买炮仗。
那年他十一，弟弟七。
弟弟把炮仗点着了，手抖，炮仗掉在地上，炸了。弟弟吓得哇哇哭。他一把抱起弟弟，跑回家，给弟弟上药。
那炮仗炸伤的是弟弟的手，可心疼的是他。
他一直心疼。
心疼了四十多年。
他把红包收起来。
“行，”他说，“我收着。”
嘉禾笑了。
“哥，明儿初一，您歇一天吧。”
建国摇摇头。
“歇什么歇？”他说，“初一开门，账得有人管。”
嘉禾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知道他哥的脾气。说了也没用。
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用力按了按。
“哥，谢谢您。”
建国把他的手拨开。
“谢什么谢？”他说，“我是你哥。”
窗外，鞭炮声越来越密。
除夕的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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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五，破五。
那天店里格外忙，从中午到晚上，人就没断过。嘉禾炒了一百多道菜，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脚底磨出两个血泡。
建国在柜台后坐着，算盘拨得噼啪响。
一直到晚上九点，最后一桌客人才走。
春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动都不想动。
嘉禾刷完锅，出来一看，建国还趴在柜台上，对着账本。
他走过去。
“哥，收工了。”
建国没动。
嘉禾凑近一看，他哥又睡着了。
这回不是趴在账本上，是靠在椅背上，头歪着，嘴微微张着。算盘还握在手里，手指搭在珠子上，像随时准备拨动。
他站在那儿，看着他哥。
灯光照在那张脸上，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又添了一片，在灯光下亮得刺眼。他的手还握着算盘，指节突出，手背上青筋暴起。
这双手，拨了四十年的算盘。
从粮站拨到沈家菜馆，从十八岁拨到五十三岁。
一分钱没错过。
他轻轻推了推他哥。
“哥，醒醒。回家睡。”
建国睁开眼，看着他。
“账对完了？”
嘉禾点点头。
“完了。今儿流水三百二十四，毛利一百五十八。账上对得上。”
建国点点头，慢慢站起来。
他把账本收进抽屉，把算盘装进布袋，把钢笔别进上衣口袋。他把椅子推进柜台底下，拿起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帆布包。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老二。”
“嗯。”
“明儿我早点来。有批肉，得验货。”
嘉禾说：“知道。”
建国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初五的夜，月亮还没出来。胡同里黑漆漆的，只有巷口那盏路灯亮着。他的背影慢慢走远，融进那片昏黄的光里。
嘉禾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
一直到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回去。
春梅已经把门板上了，正在扫地。
“大哥走了？”
“走了。”
春梅把扫帚放下，走到他身边。
“嘉禾。”
“嗯。”
“大哥这人，”她说，“真好。”
嘉禾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胡同里还是黑的，只有那盏路灯亮着，昏黄昏黄的。光晕里飘着细雪，一片一片，慢慢落下来。
他把手贴在窗玻璃上。
玻璃很凉。
可他心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