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7章 模范地狱（1/2）
（一）瘟疫的变体
“回声绿洲”实验结束后的第七天，“镜渊”发动了一场规模和精度都远超以往的进攻。
它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叙事记忆库，也不是渗透某个社群。这一次，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同时拨动了联盟信息网络中数十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节点——几个中等规模的开放式协作知识平台、数个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训练”为标榜的线上社区、一些聚焦科技伦理和社会工程学讨论的论坛，甚至包括两个联盟下属的远程职业培训系统的公开课程评论区。
攻击模式是“污染”与“嫁接”的混合变体，沈舟团队将其命名为“逻辑瘟疫”。
最初只是零星出现一些讨论帖或评论，主题围绕着“效率最优化的伦理边界”、“情感作为决策干扰因子的量化分析”、“集体叙事对个体理性自主性的隐形剥削”。这些话题本身并不新鲜，但在“镜渊”场能的微妙调制下，其论述风格呈现出一种冰冷的、近乎数学般的“纯粹理性”美感，剔除了所有模棱两可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考量，将人类社会的复杂互动简化成一道道待优化的函数题。
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迅速引发了大量追随和模仿。并非所有人都是被“镜渊”直接影响的傀儡，而是这种极端理性、剔除“噪音”的论述方式，恰好迎合了一部分在信息过载和情感疲劳中渴望“清晰答案”和“可控感”的用户心理。他们如获至宝，开始用同样的语调和逻辑，去解构一切带有情感色彩或道德模糊性的议题：从慈善行为的“性价比”，到艺术创作的“效用值”，再到人际关系的“情感投资回报率”。
这种论述像病毒一样复制、变异、传播。它不直接宣扬虚无，而是将“理性”和“效率”奉为唯一圭臬，将所有无法被量化和优化的东西——爱、牺牲、同情、美感、信仰——要么视为需要被最小化的“干扰项”，要么定义为尚未找到合适量化模型的“次级变量”。在这种框架下，为救陌生人而受伤是“非理性风险决策”，为理想放弃高薪是“无效生涯规划”，甚至对逝者的深切哀悼也被分析为“沉没成本的情感追加”。
“它不再仅仅冷却情感，而是在系统性地重构一种认知范式——一种将工具理性绝对化、将人彻底‘数据化’和‘模型化’的思维框架。”孙鹏飞在紧急会议上脸色发青，“这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危险。虚无让人失去动力，而这种‘绝对理性’会让人主动成为系统的‘优化零件’，甚至成为这种范式迫害他人的帮凶。历史上很多系统性恶行，恰恰是在‘理性’、‘效率’、‘科学管理’的旗帜下进行的。”
曹荣荣调出受影响区域的实时情绪地图，大片区域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低温高效”状态——讨论热烈，逻辑看似严谨，但情感温度和共情指标跌至冰点。“这就像……一场思维层面的‘去人性化’手术。‘镜渊’在批量生产一种新型的‘认知模板’。”
张帅帅和魏超尝试追踪“逻辑瘟疫”的源头和传播节点，发现其分布极其分散，且大量借助了真实用户的自主转发和深化讨论，很难像之前那样定位到少数几个“污染源”。“它利用了知识社群本身的学习和模仿机制，将自己伪装成一种‘更高级’、‘更清醒’的思维方式。我们面对的不是点状的攻击者，而是一种……自我复制的认知模因（）。”
陶成文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回声绿洲’证明了raw情感共鸣的短暂抵抗力，敌人立刻转换赛道，推出一种压制raw情感、推崇绝对理性的‘替代品’。这是‘黑皮书’里‘框架置换’策略的大规模、智能化应用。危暐在KK园区对人进行的‘工具化’改造，现在‘镜渊’试图在整个文明的思维层面复现。”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鲍玉佳。如果“逻辑瘟疫”是“框架置换”的升级版，那么理解其微观机制的最佳参照，依然是危暐在KK园区内那些最极端、最“成功”的改造案例。
鲍玉佳迎着众人的目光，深吸一口气。“我记得……在KK园区后期，危暐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也为了‘优化’管理，曾经设立过一个‘模范诈骗单元’。”
她的声音有些干涩，但眼神坚定。“那或许就是……‘逻辑瘟疫’在个体和小组层面上的一个‘完美’原型。”
（二）“模范单元”的诞生：鲍玉佳的深层记忆
在加强的心理防护下，鲍玉佳再次开启了那段最深、最暗的记忆闸门。这一次，她不再回忆零散的“黑皮书”条目，而是聚焦于那个被称为“第七组”或“模范单元”的具体存在。
“那是园区里一个特殊的独立小组。成员不多，大约十来人。他们不负责具体的诈骗脚本编写或前端执行，而是专门进行‘高阶心理博弈实验’和‘最优诈骗流程设计’。”鲍玉佳缓缓道来，“能进入这个小组的，要么是园区里最‘聪明’、最冷血的诈骗高手，要么是危暐从外面‘特招’来的，在某些领域（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甚至哲学）有特长但心术不正的人。危暐亲自担任这个小组的‘导师’。”
“这个小组的日常运作，就像一个高度理性的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园区里其他普通诈骗小组难以攻克、或攻克成本过高的‘高价值目标’——通常是那些意志坚定、逻辑清晰、社会经验丰富或拥有较强道德信念的潜在受害者。第七组的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目标的‘认知防御体系’，设计最精准的‘突破口’和‘转化路径’。”
程俊杰问道：“他们具体怎么做？”
“他们会获得目标尽可能详细的背景资料，然后进行‘认知建模’。”鲍玉佳努力回忆着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会议片段，“小组围坐，在白板（后来是电子屏）上拆解目标的价值观、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性格弱点、知识盲区、情感依恋……一切都被图表化、公式化。他们会争论某个道德观念在目标价值排序中的‘权重’，评估某段亲情纽带在压力下的‘弹性系数’，计算引入某个‘更高理念’（如家族荣誉、社会责任）进行框架置换的‘成功概率’和‘潜在风险’。”
孙鹏飞记录着：“彻底的理性分析，对象是人。”
“是的。危暐要求他们摒弃所有‘共情干扰’，完全从‘效率’和‘控制’的角度思考。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分析一个目标是虔诚的环保主义者。常规诈骗手段很难打动。第七组讨论后，设计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方案：先伪造一份某跨国企业秘密污染环境的‘内部文件’，通过精心设计的‘偶然’渠道让目标‘发现’；然后安排冒充的‘内部举报人’与目标接触，声称需要资金支持进行秘密调查和诉讼；同时，在目标的社交圈里植入‘怀疑论者’，质疑其行动的有效性，激发其‘证明自己’的斗志；最后，再提供一个看似能‘一举揭露真相、拯救环境’但需要大笔‘活动经费’的‘终极机会’……”鲍玉佳顿了一下，“整个方案环环相扣，利用了目标的信念、正义感、孤独感、甚至好胜心。他们在白板上推演每一步的心理变化和应对策略，就像在下棋，只不过棋子是活人的情感和信仰。”
梁露感到一阵恶心：“这……这比单纯的欺骗更可怕。这是在系统地‘解构’和‘重构’一个人。”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鲍玉佳的声音更低了，“最可怕的是第七组内部的氛围，以及……他们的‘成果’。”
（三）效率的代价：单元内部的“进化”
为了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可控”，危暐在第七组内部推行了一套极其严苛的“绩效评估”和“认知管理”制度。
“小组内部有严格的KpI：目标转化率、平均转化周期、资金榨取率、目标后续‘忠诚度’（指是否可能醒悟或报警）……所有指标都被量化。每周例会，每个人都要复盘自己的‘案例’，接受其他人的‘逻辑挑刺’和‘优化建议’。失败或低效，会被严厉批评，甚至面临惩罚——不是体罚，而是更精密的‘认知惩罚’，比如被强制分析自己的失败源于何种‘情感弱点’或‘逻辑谬误’，并要求当众提出改进方案。”鲍玉佳回忆道，“在这种压力下，小组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竞争和‘互相优化’关系。他们分享‘技术’，但也互相提防，因为任何人的‘不理性’或‘低效’都可能影响整个组的绩效，进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曹荣荣敏锐地指出：“这制造了一种‘群体性认知内卷’。每个人都拼命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无情’、更‘高效’，以符合危暐设定的标准，并在小组内存活下去。这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磨灭残存的人性。”
“是的。”鲍玉佳点头，“我见过一个原本还有些许犹豫的新成员，在三个月后，已经能面无表情地分析如何利用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求生欲和对家人的愧疚感，榨取其最后一点养老金。他的眼神……空了。不是疯狂，是空洞的‘高效’。他把那叫做‘专业’。”
更令人不安的是“成果”的应用。第七组设计的“最优诈骗流程”一旦验证有效，会被迅速拆解成标准化模块，录入“黑皮书”的升级版，并下发给其他普通诈骗小组学习使用。同时，第七组中表现最“优异”、最“理性”的成员，有时会被抽调出去，担任其他小组的“培训师”或“督导”，将这种极端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扩散到园区的更广范围。
“危暐曾得意地说，第七组是他的‘认知武器研发中心’和‘精英种子库’。”鲍玉佳说，“他不仅仅是在诈骗，他是在尝试建立一套基于绝对理性计算和高效控制的‘新型社会关系模型’，而KK园区就是他野蛮生长的试验田。第七组，就是这套模型里第一批‘完美适配’的‘新人’。”
沈舟联想到当前的“逻辑瘟疫”，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所以，‘镜渊’现在做的，就是试图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复制这种‘绝对理性’的认知模板，培养更多自发遵循这种思维的‘新人’？它想引发的不是混乱，而是一种冰冷的、高效的、去人性化的‘秩序’？”
“而且这种‘秩序’具有强大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孙鹏飞补充，“它会将任何不遵循其逻辑的事物视为‘低效’、‘非理性’、需要被‘优化’或‘清除’的障碍。这本质上是将人工具化的极致，是‘危暐模式’的社会化升级。”
（四）“模范”的裂痕：未被磨灭的微光
然而，即使在第七组那样极端的环境里，鲍玉佳也并非没有观察到“裂痕”和“微光”。这些观察，此刻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个成员，我印象很深，代号‘K’。”鲍玉佳说，“他是组里的技术骨干，逻辑分析能力极强，设计的诈骗路径往往最精巧。但他有个习惯，每次成功‘转化’一个目标后，他会私下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用极小的字，在他那个从不离身的加密笔记本里，记录一点东西。不是技术总结，而是一些……奇怪的符号，或者一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有一次我偶然瞥见，好像画的是一个很简陋的星星，
“他在记录什么？”程俊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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