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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4章 北齐任城王高湝:写在一口井和一双旧靴之间的“稳”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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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最后关灯的人

北齐宗室这间疯人院,常年热闹。

有人砸窗,有人烧床,有人把龙椅当板凳抢来抢去,坐上去还没捂热,就连人带椅被掀翻。高欢十五个儿子,十四个是病房里的动静:喝酒的、杀人的、发疯的、被杀的,白天黑夜都不消停。高澄被自家厨子捅死在堂上,死前大概还在盘算怎么再进一步;高洋喝酒喝到整个人烧起来,一边烧一边杀人;高浚和高涣被亲哥哥塞进铁笼,长槊乱刺,薪火乱投,烧成焦炭再填上土石。这一家子的日常,搁在任何一个正常朝代都够写十本《洗冤录》,搁在北齐,只是起居注。

只有第十子高湝,住在走廊尽头。

他不砸窗,也不抢椅子。别人在院里喊“我要当皇帝”,他蹲在墙角把一双旧靴子摆正;别人把铁笼烧得噼啪响,他在并州衙门里听一个洗衣妇讲靴子怎么被换走。搁在这家人里,他简直不像亲生的。可偏偏就是这个“不像高家人”的人,在晋阳那把最烫的椅子上坐了很多年,没让邺城睡不着觉。

后来病房着了火。砸窗的跑了,烧床的死了,抢椅子的被椅子压死了。最后只剩他,没跑,也没喊。他把十五床被子一床一床收好,把两封劝降信沉进井里,然后关灯,锁门。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那个在疯人院里学会叠被子的人,怎样用叠被子的方式,替一个注定亡国的王朝收了尸。

第一幕:晋阳的钥匙

高湝是高欢的第十个儿子,生母小尔朱氏。小尔朱氏原是北魏长广王元晔的皇后,后来入了高欢的后庭。这个出身放在高欢的儿子堆里,不算显眼,但也不寒酸。天保元年高洋称帝,高湝封任城王。

《北齐书》给他的第一句评语只有三个字:“少明慧”。高家的孩子从来不缺聪明。高洋小时候也聪明,高湛也聪明,高纬大概也觉得自己聪明得很。在聪明泛滥的地方,“明”反而成了稀缺品。“明”不是智商高,是眼睛看得清,知道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知道哪把椅子坐上去就下不来了。

从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两朝开始,高湝有了一个固定的岗位:皇帝回邺城,他留镇晋阳,总管并州事务。这个安排在北齐的权力地理里,分量极重。晋阳是高氏的霸府,高欢起家的地方,军械、甲兵、边防中枢全在那里。皇帝在邺城做天子,晋阳就是那把放在枕头底下的刀。把刀交给谁,比把玉玺交给谁更需要斟酌。

高演和高湛两代以猜忌着称的皇帝,都选了高湝。不是因为高湝最能打,也不是因为他最忠心——忠心这东西在北齐宗室里保质期极短,高长恭忠心到死换来一杯鸩酒,斛律光忠心到死换来一根弓弦——是因为他不添乱。一个坐镇晋阳的宗王,手上有兵,背后有粮,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变成第二个高延宗。高湝在晋阳待了那么多年,没有变成任何人的“第二个”。历任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事,天统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这些官衔串起来,画出的是一条“可靠”的轨迹。在一个以“不可靠”为常态的系统里,可靠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产。

但“可靠”在北齐有一个隐藏的代价。高欢的儿子们,凡是被皇帝觉得“可靠”的,通常会被一直用到不能用为止;凡是被觉得“不可靠”的,通常活不到不能用的时候。高湝的稳,让他避开了后一种命运,却也没有完全避开前一种。

第二幕:一双靴子的治理学

天统三年的并州,汾水岸边发生过一起金额极小、性质极侮辱人的案件。一个妇人在河边洗衣裳,把新靴子脱在脚边。一个骑马路过的人看见了,大概觉得自己的旧靴实在配不上这双脚,于是悄悄下马,脱下旧靴,换上新靴,翻身上马,扬尘而去。妇人洗完衣服回头一看,新靴没了,地上蹲着一双散发着不明气味的旧靴。

放在北齐的大多数州郡,这件事的结局大概是:妇人哭一场,回家,认倒霉。但妇人走进了并州刺史的衙门。刺史姓高,名湝。

高湝没有拍桌子喊打喊杀,也没有动用北齐宗室最擅长的“先抓几个人来打一顿再说”。他把那双旧靴挂在州城门口,召城外的老太太们来看,说了一句很缺德但极其精准的话:“有个骑马的人在路上被盗贼杀了,留下这双靴子,你们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亲属?”一位老妇人捧着靴子就哭了:“我儿子昨天穿着这双靴子去的他媳妇娘家。”人抓到了,“时称明察”。

这个故事后来被收入《折狱龟鉴》,归入“明察”一类。宋朝的编者郑克还认真讨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把全城老太太都召来,会不会扰民?结论是北齐承丧乱之后,并州城里人不多,“虽尽召之,亦不为扰”。连一千年后的法学家在点评他的办案手法时,都在替他算一笔“会不会给老百姓添麻烦”的账。这大概是高湝身后得到的最高评价:一个北齐的王爷,做了一件小事,一千年后还有人认真讨论他做得对不对。

但这个故事真正扎人的地方不在“聪明”。高家王爷的聪明,通常用在杀人和自保上。高洋的聪明用在把弟弟关进铁笼然后放火烧;高湛的聪明用在把侄子骗进宫然后折断腿骨;高纬的聪明用在亡国前夕还惦记着让冯小怜看攻城“好看不好看”。高湝的聪明,用在了一双靴子和一个洗衣妇人身上。他走的不是最短的那条路,是唯一一条把老百姓的靴子当回事的路。治理有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智商,需要的是你愿意为一双靴子绕一个弯。

他后来“频牧大藩”,从冀州到青州到瀛州,一路做地方主官。《北齐书》给他的治政评语很有意思,先承认了一个事实,然后给了一个转折:“虽不洁己,然宽恕为吏人所怀”。翻译过来:高湝不算清官,自己也拿一点,但他不折腾人,所以官吏和百姓都愿意跟着他。这句话放在别的时代算不上夸奖,放在北齐晚期是一句极高的评价。北齐的官场,贪不是新闻,苛暴才是。能拿钱解决的问题,他们偏要拿命来解决。高湝的“宽恕”,在这种背景下不是道德高尚,是一种治理上的克制。他知道宗室王爷坐在地方上,最大的危险不是贪,是虐。贪一点,百姓骂你;虐起来,百姓反你。他选了前者。一个自己也沾泥的人宽恕别人,比一个自命清高的人宽恕别人,难得多,也诚实得多。

武平五年,青州崔蔚波等人夜袭州城。高湝在仓促之间部署兵力,居然做到了“部分齐整”,一战破敌。一个平时连一双靴子都肯管的人,城头起火的时候至少知道该往哪儿站。那些平时不屑于管一双靴子的人,真到了城头起火的时候,通常正在后堂喝酒,或者正在收拾细软。

第三幕:把手收回去

武平七年,北周压境,高纬从晋阳跑回邺城,加高湝大丞相。与此同时,安德王高延宗在晋阳被众人拥上了皇位。

高延宗是高澄的第五个儿子,邙山战后说过“四兄非大丈夫”的那个年轻人。他在晋阳称帝,有救亡的正当性——皇帝跑了,宗庙不能没人管。他派刘子昂带信给高湝,信里的话说得很漂亮:“至尊出奔,宗庙既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终归叔父”四个字,是一张空头支票,也是一口共享的锅。意思很明白:叔父你只要点个头,将来这皇位有你一份;万一事败,僭号的罪名也有你一份。

高湝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我人臣,何容受此启。”然后把刘子昂抓了,押送邺城。

这一步走得极其冷峻。从亲情上说,高延宗是他侄子,晋阳是他守了半辈子的地方,高延宗称帝这件事本身有救亡的苦衷。从政治上说,后主高纬还活着,禅统未绝,宗室先自己立一个皇帝,等于把“篡”字写在脸上。高湝不是不心疼晋阳,他只是清楚一件事:名分一乱,北齐就不是被北周打死的,是自己散死的。

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高延宗称帝只持续了两天,晋阳就被周军攻破,高延宗被俘。如果高湝当时接了那封信,哪怕只是“没有拒绝”,他后来的一切都会被重新定义:冀州募兵不再是“忠臣的抗争”,而是“僭帝同党的顽抗”;“无愧坟陵”不再是“臣节的结算”,而是“叛臣的嘴硬”。高湝在那封信面前收住的手,保住的不是北齐的皇位,是他自己最后那一点可以拿出来交代的东西。

后来高纬从邺城逃到济州,仓促之间宣布禅位给高湝。诏书还没送到,高纬和幼主高恒就被周军俘虏了。高湝始终没有接过“皇帝”那两个字。在北齐宗室的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被禅让了皇位却没有坐上龙椅的人。有些人一辈子在等一把椅子,高湝一辈子在躲一把椅子。躲到最后,椅子没了,他站着。

第四幕:井

后主被俘,幼主被俘,北齐的法理已经碎了。高湝和广宁王高孝珩在冀州招募兵马,得四万余人,继续抗周。

北周齐王宇文宪带兵来攻。宇文宪是个讲究人,先礼后兵,送来两封信:一封劝降书,一封大赦诏。意思是你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大家体面收场。高湝的处理方式,在北齐末年的投降潮里显得格外刺眼:他把两封信一起扔进了井里。不拆,不回,不谈判,不给自己留退路。

这一动作比任何檄文都锋利。北齐到了这个时候,投降的人比抵抗的人聪明,识时务的人比不识时务的人活得久。高湝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只是算了一笔不同的账:四万人跟着你,不是因为你告诉他们“投降能活”,是因为你告诉他们“我们还在打”。你把信扔进井里,这四万人就还有理由站着;你把信拆开,这四万人就只剩下一个理由——跑。

宇文宪在劝降之前还做了一件事:让被俘的高纬亲笔写信给高湝,以皇帝的名义召他投降。高湝没有回复。这封没有回的信,比井里那两封更沉。写信的人是他的侄子,是他曾经效忠的皇帝,是一个把北齐折腾到只剩四万人还在抵抗的源头。高湝不回这封信,是因为一旦他开始回复,他就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你效忠的到底是那个具体的人,还是那个人坐着的位子?他选择不回答,用沉默把这个问题封进了井里。

冀州最终还是输了。宇文宪的军队在赵州一带截击了高湝派出的侦察兵,用这些人带回了劝降信,一步步收紧包围。次日再战,周军大胜,高湝和高孝珩被擒。

第五幕:马上那一跤

宇文宪问他:“任城王何苦至此?”

这句话问得很客气,但也很锋利。翻译过来是:你明明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你明明知道打不赢,你为什么还要打?高湝的回答,是北齐宗室史上最重的一段话:“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

他没有骂宇文宪,没有骂高纬,没有骂命运。他只说了一个事实:高欢十五个儿子,杀的杀,烧的烧,鸩的鸩,废的废,到最后只剩他一个活口来签字。他签的字是“无愧”。宇文宪“壮之”,把妻子还给了他。一个北周的亲王,对一个北齐的亡国宗室,用了“壮”这个字。这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客套。宇文宪大概也清楚,如果北齐多几个高湝这样的人,这场仗不会打到冀州来。

被押往长安的路上,将近邺城,高湝在马上忽然失声大哭,自己跳下马,扑倒在地,血流满面。他哭的不是自己。他看见的是邺城的轮廓——高欢起家的宫城,娄昭君住过的地方,高洋、高湛、高纬一个接一个在里面发疯、杀人、喝酒、亡国的地方。他在晋阳守了那么多年,无数次从晋阳望向邺城的方向,知道那座城里有皇帝,有朝堂,有一整套他选择不去碰的权力。现在他看见了那座城,而那座城已经不属于任何姓高的人了。看见邺城,他就知道“我们曾经是个国家”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一件只能用来哭的事。

到长安后,高湝与后主高纬一同被周人赐死。年约四十岁。

第六幕:一个尼姑的奏表

高湝死后,他的王妃卢氏被北周赐给了将军斛斯征。卢氏的反应是“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不梳头,不洗脸,长期吃斋,不说话,不笑。斛斯征没有为难她,把她放了。卢氏出家为尼。

卢氏出身范阳卢氏,是北魏尚书郎卢臣客的姐姐。她嫁进高家的时候,高家还是那个“神武皇帝之后”的高家。她大概见过高欢时代的一点余晖,也见过高洋时代的疯狂,见过高湛时代的血,见过高纬时代的荒唐。她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她说了也没有用。北齐宗室女眷在亡国之后的命运,通常是被赏赐、被转手、被遗忘。卢氏用“不言笑”把自己从一件“战利品”变成了一块石头。石头不会被转手,石头只会被放回原处。

隋开皇三年,距离北齐灭亡已经过去了六年。卢氏给隋文帝上了一道表,请求把高湝和他的五个儿子葬在长安北原。隋文帝准了。北齐神武皇帝的最后一个儿子,最后埋在了敌国的土地上,由他的遗妃出面,向另一个王朝的皇帝申请了一块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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