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2章 夜审黑五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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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会场里就会出现两样标志性的东西，还分得清清楚楚的男女有别，一眼就能看得明明白白。

屋里有多少个男人，差不多就有多少根烟枪，密密麻麻的，摆得比桌角的工分本还多。

就连那些刚长胡子、声音变粗的半大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叼着一根自制的烟杆儿。

大多是用老竹根削的，杆儿上还留着毛刺，有模有样地抽着。

烟丝是自己种的旱烟，晒得焦干，揉碎了装在布兜里，劲儿大得能呛得人直冒眼泪，抽一口能顶半天，穷人家买不起卷烟，这旱烟就是男人们最金贵的消遣。

几十根烟枪同时点燃，一缕缕呛人的蓝烟慢悠悠地飘了出来，带着股辛辣的劲儿。

不一会儿，狭小的屋子里就被烟雾填满了，密度越来越大，像一堵厚厚的雾墙，挡得人看不清对面的脸。

煤油灯里飘出来的黑烟，跟这些蓝色的烟雾缠在一起，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缠绕、打架，最后混为一体，整个屋子都变得雾蒙蒙的，连煤油灯的光都被遮得昏暗了几分。

烟雾呛得人们此起彼伏地咳嗽起来，“咳咳咳”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咳得直弯腰，手捂着胸口直喘粗气，可男人们却毫不在意，依旧抽得津津有味，嘴角还时不时地吐个烟圈，仿佛来这儿不是为了记工分、听学习，而是专门来抽烟聊天、打发时间的。

女人们则大多拿着鞋底或者麦秆，低着头安安静静地纳鞋底、掐麦秆辫子。

鞋底是用浆糊粘的旧布袼褙，针脚又密又匀，纳一下得费不小的劲，手指上都戴着顶针，时不时还得用针在头发上蹭两下，让针更顺滑。

麦秆是白天从地里拾回来的，晒得干燥，掐成一段段的，编成辫子，以后能用来纳鞋底、编筐子，半点不浪费。

她们的手指灵活地动着，嘴里还时不时地唠着闲嗑，声音不大，却此起彼伏：

“你家小子最近学习咋样啊？听说公社要招识字的记账员，可得让他好好学！”

“我家那口子今天去修水渠，踩了一天泥水里，回来都说累散架了，连晚饭都没吃几口。”

“听说隔壁大队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穗子比拳头还大，不知道年终能多分多少口粮，咱队里可千万别输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家长里短，侃着大山，偶尔还会传来几声低低的笑声，原本沉闷的会场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对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们来说，这样的夜晚，既是为了核对工分、应付学习，也是难得的放松时刻，算是给自己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农耕生活，添上那么一点点乐趣。

也正是因为这样，大队书记后面读报纸的时候，九成以上的人都没心思听，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

书记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边角都卷成了卷，还沾着点泥土，他扯着嗓子，青筋暴起地念着国家大事，唾沫星子飞了一地，可底下的人要么继续抽着烟、唠着嗑，声音盖过了他的朗读声，要么埋头做着针线活，手指不停，压根没人搭理他，仿佛他就是个透明人。

有时候大队书记读累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或者当天的学习材料没准备好，就干脆打开队里唯一的一台老式收音机——那收音机是黑色的，外壳掉了漆，按键都磨得看不清字迹，得使劲拧旋钮才能调出声音，还时不时地发出“滋滋”的杂音，却算是队里最稀罕的电器，平时都锁在大队部的柜子里，只有开大会的时候才拿出来。

要是广播里说的是关乎农民利益的国家大事，比如粮食补贴、农具发放，大家伙还能静下心来听几句，时不时地交头接耳议论两句。

可要是说的是些离大家太远的天下大事，或者干脆放起了革命歌谣，现场立马就又变成了热闹的聊天会，吵吵嚷嚷的，人声鼎沸，比赶集时的菜市场还热闹，书记也懒得管，任由大家喧闹。

吕晓筠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白天的事，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似的，闷得发慌。

武家的成分不好，是“黑五类”，这在红旗大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儿，平时大家见了武家人都躲着走，生怕沾染上关系，娘咋就能为了那点余粮，就不管不顾地想把她嫁过去呢？就不管她的名声、不管她的意愿吗？

她越想越委屈，鼻子一酸，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打湿了枕巾。

那枕巾是用旧毛巾改的，洗得发白，还打着补丁，沾着眼泪，凉丝丝的。

她紧紧攥着被子，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暗暗下定决心：

就算是拼了命，就算是跟娘翻脸，也不能嫁去武家，不能让娘的如意算盘得逞，不能把自己的一辈子，毁在“黑五类”的名声上。

窗外，煤油灯的光晕透过窗纸照进来，隐隐约约能看到屋里的景象：

男人们的烟枪冒着缕缕青烟，女人们的针线在指尖翻飞，唠嗑声、咳嗽声、烟枪的“吧嗒”声混在一起，透着股难得的松弛劲儿，暖融融的，是烟火气最浓的模样。

可吕晓筠望着这暖乎乎的场景，心里却直打鼓，七上八下的。

她没亲身经历过正经的阶级斗争评审，可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总听人说，一旦要评审“黑五类”分子，这热闹劲儿能瞬间凉到冰点，连空气都会变得充满敌意，刚才还说说笑笑的社员们，转眼就能变得义愤填膺，眼神里满是批判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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