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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9章 张宝瑞与《少女之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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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七,鸡叫头遍。

陈青山是被冻醒的。

他的头缩在棉被里,脚趾头冻得像十根小冰棱,一动就疼。

土炕昨夜的余温早就跑光了,只剩一片凉。

屋里的水缸结了薄冰,边上挂着一圈白霜。

窗户纸糊了三层,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焰歪成一条小舌头。

一九七五年腊月,鲁西南,跃进农场五连。

陈青山在被窝里睁着眼,看一眼墙上那个“学大寨”的石灰标语,忽然浑身一激灵。

他回来了。

前世的今天,他在这个土坯房里没醒,1975年的腊月十七,他灌了一肚子冷水,发了一夜烧。

他活到四十五岁,死在城里一处工地的脚手架上。

醒来,还是二十四岁。

“青山,起!”

门外一声吆喝,是赵老栓,五连的老贫农,嗓门像破锣。

陈青山应了一声,掀开被子,一股冷气顺着脊梁骨往上爬。

他穿衣服用了一分半钟。

秋衣是打补丁的,棉裤膝盖上两块补丁叠着补丁,布票三年前就已经用完。

他没袜子,直接往脚上套那双半旧的解放鞋,鞋底裂了个口,鞋帮上还留着夏天晒盐渍的白印子。

推门出去,天灰蒙蒙的。

雪没下下来,风却像刀子。

院子里那口井,井沿结了一圈白冰,谁去打水都要先拿石头砸。

井绳是麻的,冻硬了以后能划破手。

陈青山拎着水桶过去,手刚捏上绳子,指头就麻了。

他知道,这一天,从这一桶水开始。

知青点后面是农场的田。

跃进农场五连,全连一百二十七口人,知青六十三个,地四百六十亩。

地多,人少,活就压在知青身上。

夏天顶太阳给棉花打药。

药水师“乐果”,兑在铁桶里,背着三十斤的喷雾器,顺着棉田一趟一趟走。

太阳晒到中午,棉叶子上都冒着白气。

背带勒在肩膀上,一天下来两道血印子。

打药的人,嘴唇发紫,手指头泡得发白,回宿舍倒头就睡,饭都不想吃。

夏天还得给稻田除草。

秧苗刚插下去,稗草比秧苗长得还快。

人得弯腰,在水里一趟趟趟,脚底板泡得发皱,腿上叮满蚂蟥。

蚂蟥咬人没感觉,等上岸了才见血从裤腿上往下滴。女知青有的哭着往回跑,第二天照样下水。

到深秋,河滩上的洪水泄下去了。

连里就在河滩上围堤种麦。

女生用麻袋扛土,一袋四十斤,两个女生抬一袋。

男生挖土装土,铁锹把土甩出去,一甩就是二百下。

土甩得高,风一吹,人就成土人。

收工的时候,大家的脸都看不出本来的样子。

汗水把土和成泥,贴在脖子上、耳朵后、头发根里。

回到知青点,谁也不想说话。

累了一天,人想洗个热水澡。

可这地方没这个条件。

夏天还好一点。

连里有个大铁锅,蒸饭剩下的,烧一锅热水,大家轮流在宿舍里冲。

六个人一间屋,一人洗澡,五个人背对着墙站着,拿盆接水,水从头上浇下来,流一地。

冬天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水缸冻得裂口,井水打上来半桶冰渣。

屋里连个火盆都舍不得多烧柴,谁还舍得一锅热水洗澡。

知青们只能擦一把脸,洗一洗脚。

脚洗完了,水还得留着,第二天早上化开了再洗一次。

最冷的时候,袜子和棉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

陈青山常想,城里人讲卫生,讲卫生是要凭条件讲的。

此处的人,先讲活着。

好在冬天有个短暂的农闲。

农闲的时候,连里就热闹起来。

知青们办诗歌朗诵会,念《我为祖国献石油》,念《青春之歌》里摘出来的句子。

办学习园地,一块木板贴在墙上,用红墨水写标题,谁的心得写得工整,就贴得高一点。

学毛选,一天一段,轮流读。

有人读得声情并茂,有人读得打瞌睡。

陈青山前世也读过,读得挺认真,因为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正事”。

现在他心里明白,那些热闹,一半是热情,一半是没别的事可做。

一个连队六十多个知青,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晚上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

所以连里一办活动,谁都去。

去了有煤油灯,有说话的人,有一点点热气。

至于书籍,就跟这农村的现实一个样。

贫瘠的土地,除了长点儿微薄的庄稼,就长草。

人的脑子也一样,知识贫瘠得厉害,文盲像野草那样疯长,一茬割下去,一茬又起来。

陈青山跟着赵老栓去过几户社员家。

翻遍屋里,除了大把大把的灰,就只有破碗几枚。

屋里四壁是土,灶台是土,靠墙一张床,床上一条破被子。

连一张纸的影子都没有。

唯一的纸片,是墙正中间“中堂”上挂着的那张小日历。

一天撕一张,撕到年底,一年就过去了。

日历上没有字,只有日子。

知青有书,但很少。

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还没轮到陈青山看,就被别的同学抢去了。

书还回来的时候,封皮没了,中间十几页被翻烂,用浆糊粘过两回。

都不知道这本小说被多少人看过,又被反复看了多少次。

一本书,在六十多个人手里转一圈,纸都变软了,字都模糊了。

有些知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来农场的时候,偷偷把书藏在行李里。

家里给的五斤粮票里抠出来的地方,塞一本《欧也妮?葛朗台》。

军大衣的夹层里,缝着一本《战争与和平》。

等到精神极度贫瘠的时候,书就开始传。

一本《静静的顿河》,从五连传到六连,从六连传到公社,回来的时候书脊都断了。

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

手电筒的电池金贵,两个人轮着用,一个照十五分钟,然后换人。

这些书看完了,大家就开始四处找别的。

找那种像地下暗流一样的东西——文革手抄本。

那几年,书管得死。

市面上除了鲁迅的书、《金光大道》这类极少数,别的文学书都当毒草扫了。

文化成了一片沙漠。

沙漠里长不出庄稼,可沙漠里能跑出野骆驼。

人的精神饿极了,什么都能嚼。

这就给手抄本腾出了地方。

从城市到乡下,一批没有作者名字的本子,像水一样在地下流。

听老杠说,最热闹的是七四、七五年,全国流传的手抄本有三百多种。

流传最广的那几本,《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双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少女之心》。

老杠是北京知青,铁合金厂的子弟,见过世面,嘴也能说。

他每回讲这些,都是把宿舍门插上,坐在炕头,压着嗓子讲。

讲之前先伸出两根手指头,往嘴唇上一竖:不许外传。

陈青山知道,这些东西是要命的东西。

手抄本一出现,等于给饿极了的青年文化灌了一碗水。

可这碗水,喝下去的人,有人被拉去批斗,有人被定成“流氓罪”,送去劳动教养。

即便这样,也挡不住。

人心里那点火,你越压,它越往上冒。

那天晚上,雪粒打在窗纸上,噼啪响。

宿舍里挤了九个人,炕上坐不下,有两个人蹲在门口。

老杠抽了口旱烟,开口了。

“你们知道张宝瑞不?”

没人知道。

“三百多种手抄本,他一个人占了二十多种。”

有人吸了口气。

“要把我在工厂讲的那些故事也算上,能出五十多本。”

“这不是瞎吹。”老杠把烟锅在鞋底上敲了敲,“这人是北京最东南那个铁合金厂的,1971年夏天,车间里。”

他讲得像在说书。

中午的太阳能把一切烤化,厂房被晒成了“火山”,大高炉里铁水翻着,火星子蹦。

厂房一角,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电扇轰隆隆地转,卷起的不是风,是炉灰,热浪一层一层往人身上盖。

十几个工人,把一个国字脸、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围在中间。

那人就是张宝瑞,那年二十出头,生产班长。

“他在讲梅花党。”老杠说。

“工人们听得跟丢了魂一样,脸上大滴大滴的汗,刚被热风烘干,转眼又冒出来。”

“最绝的是什么?”老杠笑了,“他现编现说,不用打草稿。”

“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子里了。”

“他这本事,1969年刚进厂就露了。”

“十六岁,临时瞅见个什么东西,就能就着那个东西编一段离奇的故事。”

“有一回吃饭碰上评书大师单田芳,他上去侃了三个多钟头,旁边的人都听傻了。”

有人笑。

老杠不笑。

“1970年他当班长。”

“厂里三班倒,上夜班特别累,特别容易犯困。”

“他是班长,要调动大家的劲头,就给大家讲故事。讲得所有人都瞪着眼听。”

“休息时间一到,他就赶紧结个扣子——”

老杠清了清嗓子,学那口气: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

“那帮工友吆喝一声,精神抖擞。”

“然后盼着下一次休息赶紧来。”

有人问:“讲的什么?”

老杠说:“恐怖的居多。”

“工人们听了害怕,可越害怕越愿意听。”

“听完以后,胆子小的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子

“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了也就习惯了。”

满屋子人都笑了。

陈青山也笑,不过心里想的是别的事。

他在算日子。

前世,那个查抄队来的日子,是腊月二十。

还有三天。

老杠又添了一把柴。

“你们以为他这故事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一个很普通的四合院。”

“可在那一片的传说里,那是个‘神秘的大院’。”

“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

“抗战的时候,这儿住过一对年轻日本夫妇,有一天,人发现他俩死在了浴盆里。”

“从那以后院子就没人敢住,直到抗战胜利,才成了普通百姓的房。”

“张宝瑞1953年就生在这个院里。”

“后来《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里,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就是这个十号大院。”

老杠说到这儿,把烟灭了。

“他十三岁那年,遇上一件事。”

屋里静下来。

“有天晚上他急着上厕所,厕所在后院。”

“可隔壁住着个女精神病人。”

“那女的原本是工厂女工,被人诬告偷东西,一下就给刺激疯了。”

“梳着短发,一脸粉刺,两眼发直,好像冒着绿光,动辄要拿刀砍人。”

“他怕。”老杠说,“可憋得实在难受。”

“拿起手电壮着胆往后院跑。”

“冬天,西北风刮得紧,穿过后院时,正看见那疯女人的屋里亮着一点微弱的光,里头传出‘嚓嚓’的声音。”

“他头皮一层一层发紧,冲进男厕所,门扣不上,里面漆黑一团。”

“他扭开手电,不亮——忘了放电池。”

“这时候墙皮脱落砸在地上,院里枣树的枯枝呼呼响。”

“忽然,隔壁厕厕所来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他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蹦出来,眼前出幻觉:墙上一块砖打开,里头伸出一只黑手,黑手攥着一只镶着金色梅花的绣花鞋……”

宿舍里没人说话。

窗外的雪粒还在打窗纸。

“后来这个场景,就成了《一只绣花鞋》里的一段。”

陈青山的手指头在被子里攥紧了。

他知道,这故事讲得越好,今晚过后,这几个人就越想弄一本来看。

人就是这样,越怕越想,越想越怕。

九、那天夜里,书进来了

腊月十七的夜里,十一点多。

雪停了。

宿舍的煤油灯灭了,只有被窝里透出一点黄光。

林小满趴在炕上,被子蒙着头,一只手电筒顶着下巴。

她看的是《一双绣花鞋》,蓝墨水抄的,字挤得紧,一页纸抄了两页的内容。

本子是那种印着天安门图案的硬皮日记本,边角已经磨软。

陈青山在她旁边那个铺上,闭着眼。

前世这一夜,他什么都没做。

他听见了那点光,他听见了翻纸的声音,他知道那是什么。

他没开口。

三天后,腊月二十,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孙德胜带人来查。

林小满的箱子里翻出了两本,一本《一双绣花鞋》,一本她抄了半本的《少女之心》。

她抄《少女之心》,是因为她觉得那本书里写的东西,“像人”。

就这两个字,把她一生毁了。

批斗,挂牌子,剃头,游街,定“流氓”,送农场“劳动教养”。

1976年正月十五,她跳了连队后面那个水库。

冰面砸开一个洞。

人捞上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角纸片,是日记本上撕下来的那一角。

陈青山活到四十五岁,每次想起那个洞,都疼。

现在,他睁开眼。

那点黄光还在。

他咳嗽了一声。

被子动了一下,光灭了。

“小满。”

“……嗯。”声音闷在被子里。

“书,藏起来。”

被子掀开一条缝。

林小满的脸在手电的余光里,眼睛睁得很大。

“你说什么?”

“三天后,腊月二十,公社来查。”陈青山声音很轻,“查手抄本。”

她愣住了。

“你怎么……”

“你别问。”他说,“我也不问你从哪弄的。”

她咬着嘴唇。

“藏哪儿?”

“不藏。”陈青山说。

“什么?”

“藏在能藏的地方。”他坐起来,穿上棉袄,“你现在把书给我。”

林小满犹豫了一下,把本子递过来。

本子还带着被窝的热气。

陈青山捏了一下,很薄。

这种本子,抄一本要花半个月,两个人轮着抄,一人抄一半,抄完了换过来,再核对一遍有没有错字。

抄错一个字,就等于传错一段,后面抄的人会跟着错下去,越抄越走样。

他没有烧。

烧了,她心里那点火就死了。

他把它塞进棉袄内襟。

“跟我来。”

两个人踩着雪,出了知青点。

雪很薄,脚踩上去能听到“咯吱”的声音。

月光照在农场的场院上,场院边上是草垛,草垛后面是牲口棚。

牲口棚的墙是土坯的,有一块坯松了,抠开以后里头是个空洞。

陈青山把坯抠下来,把本子塞进去,再把坯按回去。

外面抹了一把湿土,拿脚踩平。

第二天一冻,就跟原来一样。

“还有别人有吗?”他问。

“老杠有一本《梅花党》,不全。”林小满小声说,“冯卫国有半本《第二次握手》,是抄在烟盒纸背面的。”

“都收上来。”

“收上来干什么?”她急了,“那不给烧了?”

“不烧。”陈青山说,“换个法。”

他回到宿舍,坐在炕沿上,说了一句话。

“从今天起,谁也别在被窝里看书。”

第二天一早,陈青山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连部找报纸。

连部有《人民日报》,一个星期来两份,糊在墙上报栏里。

报栏上的报纸,看完就揭下来,拿去做窗户纸、包东西、糊墙。

他揭了两张下来。

又找赵老栓要了两张旧的。

回到宿舍,他把这几张报纸摊开,在最上面那张上,用红铅笔写了七个大字——“学习园地心得交流”。

然后他开始抄。

他抄的不是书,是心得。

腊月二十,天没亮,场院上的大喇叭就响了。

喇叭声把所有人都震起来。

陈青山系好棉袄扣子,出门。

孙德胜站在场院中间。

四十来岁,一张麻脸,穿一件黑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脚上是一双半新的棉皮鞋。

身后跟着三个人,一个提包,一个拎着手电,一个拿着笔记本。

王德发先站出来了。

王德发是五连知青点点长,二十六,北京知青,长得白净,说话带笑,最爱往连部和公社跑。

他手里拿着一本语录,站在孙德胜侧后,站得比谁都近。

“孙主任,人都到齐了。”

孙德胜点点头,扫了一圈。

“接上级指示,查抄流传的坏书、黑书、反动手抄本。”

场院里没有声音。

“谁有,现在交出来,算主动。”

还是没声音。

“那就查。”

查从东头第一间宿舍开始。

被子一条一条抖开,褥子掀起来,草垫子搬到院子里拍。

箱子打开,东西全倒在地上,一件一件抖。

墙上的报纸也揭,看后面有没有夹层。

炕洞里也照了手电,怕有人塞在里头。

有人把书藏在棉袄里,被当场捺出来,抖得好几页纸飞在雪地上。

孙德胜的人查得不慢。

从东头到中间,两间屋,查出了三本。

一本《红楼梦》是残本,一本《红与黑》没皮,还有一本是手抄的,抄的是《青春之歌》的段落。

东西往场院中间一摆。

王德发在旁边念:“孙主任,这是一本,这是两本,这是三本……”

陈青山站在人堆里,眼睛没抬。

他记得前世这一天,一共查出十七本,最后一本是林小满的。

那一天,孙德胜在场院上一直站到中午,连饭都没吃,因为“战果大”。

现在,他改了这个数。

轮到陈青山的宿舍了。

门被推开。

“这屋四个人,箱子各自打开。”

陈青山的箱子在最里面。

箱子是木头的,漆掉了大半,锁扣是坏的,用麻绳系着。

他把麻绳解开。

孙德胜走过来。

箱子里有一床被子,两件衣服,一双胶鞋,一个搪瓷缸,一把牙刷,一块肥皂。

“这书读得挺认真。”

“读过几遍。”陈青山说。

孙德胜放下,又拿起那本《赤脚医生手册》。

翻到中间,有几页画了圈。

“这书你学什么?”

“学看病。”陈青山说,“连里没有医生,谁发烧拉肚子,我就照着这书上看看。”

孙德胜笑了一下,不是好笑的。

“你不是医生,你看这个,是搞什么名堂?”

“赤脚医生也是贫下中农自己选的。”陈青山说,“我这是自己学,学会了给大伙儿省事。”

孙德胜的脸沉下来一点。

“嘴挺会说。”

他把书丢回箱子。

“再翻。”

“墙上这些是什么?”提包的那人指着学习园地。

“心得。”陈青山说。

“谁写的?”

“我写的。”

“抄的谁的话?”

孙德胜走过来,站在墙前面,一行一行看。

墙上是红铅笔、蓝墨水混着写,字迹工整,纸张糊得不平,有的地方鼓起一个包。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是挑粪的时候多挑一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不是来享福的。”

孙德胜念了两句,没说话。

“这学习园地,是你一个人搞的?”

“连里知青一起搞的。”陈青山说,“我负责抄。”

“抄得好。”

孙德胜转过身。

“那坏书呢?”

“没有。”陈青山说。

“一本都没有?”

“有。”陈青山说,“有《毛选》,有《金光大道》,有《半夜鸡叫》,还有《赤脚医生手册》。”

“我说的是黑书,手抄的,黄色的。”

“没有。”

“那我问你,”孙德胜把声音压下来,“前些天,有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看见没有?”

场院里静得能听见雪落。

陈青山抬起头。

“孙主任,打手电看书,这我也干过。”

“你看的什么?”

“我看的是《毛选》。”

“半夜看《毛选》?”

“白天出工,晚上学,学不完,就打着手电看。”

孙德胜盯着他看。

陈青山没有躲,眼睛就直直地对上去。

这个人前世是个缩着脖子的人,这一世,他知道自己该站直。

“那这一本呢?”

声音是从后面来的。

王德发从自己那间屋里出来,手里举着一个蓝布包。

那是个枕头套,里头的荞麦皮已经倒空了。

他站在孙德胜面前,脸上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兴奋。

“孙主任,这是我在西头冯卫国铺底下翻出来的。”

孙德胜接过去,抖开一看。

里头是几张烟盒纸,背面是抄的,字小得像蚂蚁。

还有几页是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页边上画着波浪线。

孙德胜的脸一下沉到底。

“好!”

他抬起头。

“查出来了。”

陈青山看了一眼王德发手里的枕头套。

那是王德发自己的枕头套。

他昨天晚上去过冯卫国那铺。

陈青山没动。

他在等。

“孙主任。”

陈青山开口了。

孙德胜转过头来。

“这个本子,我认得。”

场院上所有人的眼睛,一下都落到他身上。

“这种烟盒纸,我们连里只有一个人用。”

“谁?”

“王点长。”陈青山说。

王德发的脸,白了一层。

“我们连里发的烟,是大前门,一毛三一包。抽完烟,烟盒纸都是软的。”

“可这几张纸边裁得整整齐齐,是拿刀裁的。”

“我们连里,有刀的人,没有几个。”

“王店长的抽屉里,有一把小剪刀,还有一把削铅笔的刀。”

“你胡说!”王德发的声音变了。

“我没胡说。”陈青山说,“我说的是裁纸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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