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2章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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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一个人换了条命。

他把这变化归给了大环境。

“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1976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

“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裹挟”两个字，用得很准。

不是他一个人往前跑。

是整整一代人，被一股力量推着，一起往前涌。

那股力量，是从1977年冬天开始的。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打开。

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那天，很多考场外头都结了冰。

考生进门的时候，鞋底在冰上打滑。

有人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裤子，接着往里走。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

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

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可拐点归拐点，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张报名表，一支笔，一道题。

1977年太仓促。

竞争太激烈。

考试失利，是普遍现象。

好在，太多太多的青年人，选择了不放弃。

于是1978年的高考，竞争更狠。

狠到什么程度？

恨到有些人在1977年明明功底不浅，却因为别的原因，连考场都没进去。

比如，政审。

那道卡在人们脑子里的门槛。

1978年的报考条件，松了一些。

松到什么地步，看看那几条就明白了。

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有决心为革命学习。

文化水平：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

在校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的，可以自己申请，或者由学校推荐报考。

身体：必须健康。

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针对老高三学生。

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上限通常25周岁。

个别情况可以放宽到30岁。

不能有违法犯罪记录。

1977年的政策里，还有一条：有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一定成就或专长的，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1978年进一步放宽，取消了其他限制，年龄上限明确为30岁。

可到了1979年，主要条件变成：一般不超过25岁，且须未婚。

两年。

就两年。

留给大龄青年备考的机会，不多了。

这话在当时没人说得出口。

因为谁也不知道，政策会往哪儿拐。

两年时间，消化不掉那么多被耽误的青年人。

可政策的变化，还是来了。

它来得不动声色。

它来得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而在1977年、1978年那一批人里，最难受的，不是考不上的人。

是连报名表都递不进去的人。

“你怎么又来了？”

公社负责报考的领导捏着陈卫平的报名表，抬眼质问。

陈卫平站在那张桌子前，手心全是汗。

他张了张嘴，结巴得说不出话。

1977年高考恢复，他就来过一次。

那一次，他因为家庭成分过高，被这个人把报名表退了回来。

推的时候，连看都没多看一眼。

“今年报考不限成分啊。”

陈卫平终于把这句话挤了出来。

声音抖。

“谁说的不限成分？”

那人往前逼了一步。

豆大的汗珠，从陈卫平的额头上滚下来。

落在他手背上，凉。

“报纸上，广播上，都在说了。”

“我怎么不知道。”

那人瞧着他，眼神是冷的。

冷得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东西。

“你收着吧。”

陈卫平带着哭腔央求。

那声音他自己听着都陌生。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公社的办公室里，像个小学生一样求人。

那人斜着眼，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报名表。

“你的条件不符合。”

七个字。

轻飘飘的。

陈卫平心里直叫苦。

可他没别的办法。

这人是负责高考报名的。

他能怎么着？

他不能怎么着。

他悻悻地出了门。

门是那种老木门，推开的时候“吱呀”一声。

刚走出去两步，身后就飘来一句：

“富农家的孩子想高考？反了你了！”

陈卫平站在院里的太阳底下，愣了很久。

那天太阳很好。

晒得他后脖子发烫。

可他浑身是冷的。

其实1977年、1978年，像陈卫平这种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人们的观念是固化的。

家庭成分，依然在“横刀立马”。

就算1978年的招生通知里明确放开了条件，很多基层的人还是谨慎。

谨慎到把成分不好的学子，直接拒在门外。

在那个年代，“成分”两个字，是铁律。

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

建国初期，运动连连，“地富反坏右”层出不穷。

后来又是一场大动荡。

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绷着。

农村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

城市居民的成分，从高到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店员、小贩；无产阶级，工人、职员。

这种以成分论阶层的办法，管的不是一代人，两代人。

管的是整个家族。

考生出身三代赤贫，只要社会关系清白，那就没问题。

可考生自己清白，家族上总有千丝万缕。

一根线牵出来，就能把人绊倒。

所有经历过那些年的人，一提“政审”，就像触电一样敏感。

谁也不知道，家族里哪一个人，会在哪一天，把自己的前途按下去。

可就是在那样的门缝里，还是有人不肯走。

1977年12月。

安徽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安庆市。

怀宁县高河中学。

一个“顶编代课教师”，叫张云高。

他捏着高考报名表，兴冲冲地走进高河公社。

去找秘书汪志高报名。

结果当头一棒。

汪志高把报名表上的内容看完，慢慢抬起头。

“老三届学生要求有发明创造才能报名。”

张云高愣住了。

一个读完大学的人，都很难有什么发明创造。

他一个只读过高一的学生，能发明什么？

能创造什么？

他心里那句“凭什么”转了三圈，没敢说出口。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最怕当官的。

汪秘书的话，就是政策。

就是法律。

张云高没有勇气追问。

他捏着那张表，转过身，走出公社的门。

回到学校，他照常备课，照常上课。

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然后接着写。

可这件事，成了新的创伤。

一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

之所以叫“新的创伤”，是因为他受过一次类似的伤。

那一次，是1973年。

1973年6月上旬，大学招生的好消息传下来。

那一年不同于往年。

往年是单纯推荐上学。

那一年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先由有推荐指标的大队推荐考生。

然后参加统一考试。

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这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

因为它讲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谁有本事，谁上。

张云高一直盼着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凭本事考试上大学的机会。

很快，推荐名额下放下来了。

高河公社分给胜利大队1个名额。

胜利大队开会定人。

徐腊苟书记、徐累述副书记，还有绝大多数领导，都同意推荐张云高。

理由很简单。

他有考试竞争的优势。

被录取的可能性大。

会开到这儿，本该散了。

可一位徐姓支委开了口。

他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屋里静了一下。

两个人的底子，大家都清楚。

张云高读到高一，一直在学校代课。

徐支委的弟弟读到初中，一直在家务农。

一边是天天站在讲台上的人，一边是天天扛锄头的人。

考同一张卷子。

领导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徐支委的弟弟录取不上，白白浪费了大队的名额。

可这位支委，无论如何都要推荐自己的弟弟。

大家无奈。

也碍于面子。

最后，名额给了徐支委的弟弟。

张云高被权力挤了出去。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那天，胜利大队定人的时候，刘心益校长不在。

刘校长正带着高河中学篮球队，在洪镇中学参加县中学生篮球赛。

球场上哨子响得正欢。

学校里，一个人的前途已经被定了。

张云高没别的路。

他去了县文教局。

找到县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徐累寿先生。

把自己没被推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也把自己想参加选拔考试的愿望，说了。

徐副组长听完，没有打官腔。

他把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说了。

“县里还留有一些推荐指标，没有分下去。”

“是否会再分到公社，要由县里某位领导决定。”

“这位领导正因公外出。”

“等他回来，我们就知道具体情况。”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张云高从文教局出来，天已经晌午。

他没吃饭。

回到高河公社，他立刻去找有关领导。

把“县里几天之内可能还有指标下来”这件事，讲了一遍。

又把自己的愿望，讲了一遍。

一遍一遍地讲。

像一个人守着一扇门，反复地敲。

县中学生篮球赛结束，刘心益校长回校。

张云高一见着他，就把招生推荐的事说了。

刘校长听完，立刻去找公社领导反映。

公社领导表示同情。

可为难的地方也明摆着。

每个地方的名额，是按等分配的。

不可能给了别的大队一个，再给胜利大队一个。

刘校长想了一会儿。

“把高河中学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与大队一起参与推荐名额分配。”

公社领导一听，眼睛亮了。

“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

“但须经过全公社大队书记会议讨论通过。”

过了几天，县里果然又给高河公社分了3名推荐名额。

大队书记会议上，全体与会书记一致同意：高河中学参与大学招生推荐指标分配。

公社书记陈荣庆同志在会上，指名道姓说了张云高的情况。

决定从3个名额里，分给高河中学1名。

高河中学的这个名额，自然就是张云高的。

整个学校，就他一个代课教师。

这样，胜利大队同时推荐了两个人参加选拔考试。

消息传到张云高耳朵里那天，他正在给学生讲一道题。

粉笔停在半空。

他“嗯”了一声，把题讲完，才转过身，背对着学生，长长吐了一口气。

选拔考试的试题，很容易。

数学，张云高得了满分。

20分的附加题，也全对。

语文、英语两科笔试，他考得同样满意。

口试全优。

这样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他本来第一想报的，是英语。

他想上安徽大学外语系。

一打听，外语系已经没有名额了。

于是他被录取到安徽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也行。”

“只要我能被录取，只要能端到铁饭碗就行。”

这话听着不浪漫。

可在那个年代，铁饭碗三个字，比什么情话都实在。

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高音喇叭，响了。

响得又急又密。

各大报纸，粗纸黑字，登着一条消息。

1973年6月30日。

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一个考生。

他在考场上答不出题。

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

——《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信里说，他每天在生产队劳动，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考不了。

这封信，被人发现了。

被人捡了起来。

被人当成了刀。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首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接着，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一个交白卷的人，被捧成了“反潮流英雄”。

本来反对这场选拔考试的人，抓住了这把刀。

他们大做文章，大肆渲染。

把“择优录取”，批成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于是，这段时间的考分，一律不算数了。

此前的录取计划，被完全推倒重来。

标准没有了。

一切都乱了。

张云高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手里还捏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窗外的高音喇叭还在响。

一遍，又一遍。

他把那张纸折了一下。

又折了一下。

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上衣口袋。

贴着胸口的那一边。

他不知道，这个方块，还能不能算数。

他也不知道，口袋里这点热乎气，还能捂多久。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纸角在他胸口，轻轻地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