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2章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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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秋。

复旦大礼堂的门一推开，风就顺着领口灌了进来。

陈尚君站在门槛上，脚底下有点发飘。

他后来跟人说起那天，总要停一停，才接着往下讲。

不是他怯场。

是他没想到，人会这么多。

上千号人挤在一间礼堂里，长条桌一张挨着一张，从台前一直排到最后一排的墙根。

桌面上摆着的准考证，边角都被手心捂得发软。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抬头一看，前面是后脑勺，后面也是后脑勺。

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压不住。

有人在翻书，翻得哗啦哗啦响，明明还有五分钟就要发卷，还在翻。

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鬓角全是白的，正低着头，用铅笔在掌心写小字。

陈尚君盯着那只手看了两秒。

那只手在抖。

他心里忽然就静了一点。

原来不是他一个人怕。

这一年，光是报考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就有九十个人。

九十个人，抢几个名额。

九十个人里头，一大半是“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

那些人比他大十岁，甚至十五岁。

他们下过乡，进过厂，扛过麻袋，也在牛棚边上抄过书。

他们把最好的时年，扔在了一个不需要读书的地方。

现在他们回来了，坐在他前后左右，一个一个眼睛发亮。

也有另一种人。

那种人连研究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只知道高考落榜了，还能再考一次。

高考落榜，再考研究生。这话放在今天听着荒唐，放在那一年，是活路。

陈尚君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空白桌面，忽然想，这九十个人里头，有多少人是把命押在这张卷子上的。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也是。

铃响了。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正面能看见背面的字影。

一股墨香混着潮气，直往鼻子里钻。

他捏起卷子，先扫了一遍题。

然后他懵了。

不是难。

是太简单了。

简单到他starg在那儿，半天没落笔。

他心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

“就这么点？”

他又看了一遍，还是一样。

大约经过了“文革”那阵动荡，出题的老师对考生的水平也没底。

他们不敢出神题。

他们怕一出神题，满场没人会写，卷子收上来一片白，那才叫难看。

所以题目往浅里出，往稳里出，往不会出错的方向出。

可他们没料到，有人准备得远远超过了这个要求。

陈尚君握着笔，指节有点发白。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照题答，他最多拿满分。

满分不够。

满分在这儿不值钱，满场都是满分的时候，满分就是零。

那怎么办？

小题大做，浅题深做。

他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笔尖落下去了。

第一题，《秋兴八首》的作者是谁。

标准答案四个字：杜甫。

他写下去的是另一套东西。

杜甫是哪一年写的。在哪一处写的。那时候他多大年纪。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写这八首的时候，长安在哪个方向，夔州在哪个方向，他站在江边看见的是什么。

后人又是怎么评这八首的。

谁把它抬倒了“古今七律第一”的位置。

谁又说它字字血泪。

他一句一句往下写。

写到一半，他停了停。

手心的汗把笔杆浸得有点滑。

他换了个姿势，接着写。

抬头的时候，他看见前排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许是听见了他写字的声音。

他的字写得快，纸面沙沙响，像下雨。

那一整场考试，每一道题他都这么干。

题目之问“是谁”，他就把“为什么是他”“他什么时候写的”“他写得怎么样”“别人怎么看”全塞进去。

像一个人被问“你叫什么”，他把自己的族谱、生辰、履历、口碑，一口气全报了。

写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了。

可笔停不下来。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拉开差距的地方。

考完出来，天已经擦黑。

他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

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已经湿透了。

后面有人拍他肩膀。

“你写那么多干嘛？”

陈尚君回头，笑了一下，没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说“我怕满分不够”，听着像狂。

说“我怕别人比我写得多”，听着像怯。

其实两样都是。

成绩出来那天，是别人跑来告诉他的。

“专业第一。”

陈尚君愣在原地。

那人又补了一句：“总分第二。”

他“哦”了一声。

心里那根绷了几个月的弦，“啪”地断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断。

因为他知道自己丢在哪儿了。

政治题，问长征的意义。

这题，闭着眼睛都能写。

可偏偏，他答漏了“新长征”。

那几年，“新长征”三个字天天在广播里滚，在报纸上印，在墙上刷。

他偏偏在考场上想不起来。

整整扣了五分。

五分，足够让他从第一掉到第二。

他后来提起这事，语气很平，可每次都要顿一下。

那一顿里头，有点说不出的懊恼。

复试只剩六个人。

九十个人，六个人。

面试在中文系的资料室。

屋子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窗外是梧桐。

王运熙老师主考。

王水照老师记录，叫号。

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

出来的人脸上都看不出什么，谁也不肯先说。

轮到陈尚君。

他推门进去，屋里三个人抬头看他。

王运熙老师问了很多问题。

问得又快又碎，像撒网。

有些他答得上，有些答得磕磕绊绊。

多年以后，他只记得其中一句。

“你读了什么中国哲学史？”

陈尚君想都没想。

“我读了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有看过。”

屋里静了一秒。

王运熙老师说：“第四本还没有出来。”

陈尚君的脸“腾”地红了。

他不是撒谎。

他是真怕。

怕自己读得不够，怕自己答得不好，怕这六个人里头，只有他一个人是从工农兵学院里走出来的。

所以他老老实实把底交了。

觉得有点蠢。

可也正是这一句，让屋里三位先生笑了。

后来他想，也许先生们要的，就是这么一句实话。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

人。

六万三千五百人里，取一万零七百零八。

陈尚君是那一万零七百零八分之一。

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物理一个，历史一个，中文一个。

中文的那个，就是他。

他因此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三好学生。

照片挂到了校门口的陈列窗里。

那几天，走过校门的人都要停一下，看一眼玻璃窗里那张脸。

有人认得他，就“哟”一声。

有人不认得，也要多看两眼。

中文系里炸了锅。

7611班的同学，走路都带风。

有人拍着桌子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传了很久：

“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这话说得粗糙。

可那一年，很多人听着，眼睛是热的。

因为他们被看轻了太久。

久到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不行。

现在有人替他们把这句话摔在了桌上。

可考上，只是开始。

真正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进了学校以后。

考取研究生没几天，系里的杨明老师来了。

杨明老师比他大整整十岁。

那年杨明老师很谦恭地拿出一本自己整理的《龙洲集》，说，请你指正。

陈尚君接过来，翻了两页。

手就停住了。

那些东西，成熟得不像话。

校勘，辑佚，笺注，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那不是学生作业。

那是能给同行看的东西。

他合上书，抬头看杨明。

杨明还在等着他说话，眼神很客气，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陈尚君那一刻，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找不到北了。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跑得够快。

结果一抬头，人家早就站在前面很远的地方，还回过头来，很客气地问他一句“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半夜。

他明白了一件事。

考场上他赢的，只是一张卷子。

考场外头，才是真刀真枪。

他后来自己总结过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

“拿到卷子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这话不是炫耀。

是他真的这么想。

十个名篇，指出哪一朝、哪一人所作。

其中就有《秋兴八首》。

他知道是杜甫。

他还知道杜甫是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地方写的。

别人写四个字，他写了一整篇。

后来是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

王先生年纪比他大，可到复旦比他晚。

刚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引进过来，辛苦活儿都归他。

考卷也是他看的。

王先生看完，说了一句：“这个地方，他发挥得很特别。”

“特别”两个字，用得很轻。

可陈尚君知道，那两个字底下压着什么。

压着他那些天熬的夜，压着他翻烂的书，压着他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

他也有短板。

外语。

1978年考研，外语是可以带词典进场的。

他外语很差。

可他词典翻得快。

一个词一个词查，查得手指头都磨出了茧。

就这么蒙混过关。

他说“蒙混”两个字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可那笑里头有苦。

因为后来还有更苦的。

评职称，还要考外语。

那才是真的要命。

还好系里有蒋孔阳先生。

蒋先生是老好人。

他出了一道题，拿一页黑格尔的原着，让人当场翻译。

陈尚君坐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桌上摊着词典。

对着词典翻黑格尔。

一句一句抠，抠得满头汗。

大致还是蒙出来了，知道人家在讲什么意思。

蒋先生给了通过。

他后来提起这事，总要笑一声。

那声笑，是一个人在很多年后，回头看自己当年狼狈样子的时候，才会有的笑。

1978年9月，他正式进了研究生阶段。

一进门，他就知道自己不行。

那一届，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了将近二十岁。

最大的声音1937年。

最小的生于1955年。

一个经历过战乱，一个生在红旗下。

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同一本书。

有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

系里的游汝杰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

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陈尚君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愣了半天。

游先生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一路排到印度，穿过中国，再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

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去推最早的稻作起源。

推出来的地方，是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片。

陈尚君看完，坐在那儿没动。

“惊讶到了。”

这是他自己的原话。

他还在找方向的时候，人家已经走到了那一步。

后来他才知道，游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

游先生1962我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个。

不是天才一闪。

是十年二十年，一天一天磨出来的。

陈尚君把这篇论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看完，他把本子合上，心里冒出一句话。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见贤思齐。”

“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补上去。”

这句话说得朴素。

可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多。

更多的人是眼红，是嘀咕，是背后说一句“他不就是有个好叔叔”。

他不。

他把牙咬住，往书堆里钻。

1978年那会儿，读书的气氛好得不像话。

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早就变了。

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就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边理科图书馆那个位置。

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1100好那个地方。

那边有一间比较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

可以在那儿看书。

1977年、1978年，整个校内的读书气氛，好得惊人。

图书馆早上八点开馆。

开馆之前，队伍已经排得很长。

门一开，人往里涌，位置转眼就没了。

陈尚君去得早。

他常常是天还没亮透就站在队伍里，手插在袖子里，脚在原地跺。

前面那个人的棉袄后背，有一块补丁。

后面那个人在啃冷馒头。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在等那扇门开。

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图书馆一楼大厅里的古籍阅览室。

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

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

他一坐就是一天。

中午不出来，饿了就啃两口带的干粮。

书页翻过去的声音，一页一页，像有人在替他数时间。

“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他这么说。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温的。

因为苦是苦，可那苦里有甜。

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9月进研究生，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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