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1章 戴伟的烦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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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伟一夜没睡。

天还没亮他就睁着眼睛，听车轮咣当、咣当地碾过铁轨接缝，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替他数着还剩多少里路。从山东泰安到上海，整整十九个小时。

硬座上坐得屁股发麻，他还是每隔一阵就伸手去摸一摸怀里那个帆布包。

包里装的东西不多：一套换洗衣裳、一双新买的解放鞋、母亲缝的蓝布枕套，还有半袋子炒得发香的地瓜干。

枕套上绣了四个字：好好念书，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借了邻居家的顶针，在煤油灯底下熬了三个晚上绣的。

他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那层布，指腹在纸上一寸一寸地擦过去，忽然鼻子发酸。

窗外的天由黑转灰，再由灰转出一层淡青。

一九七七年二月，江南的冷和山东不一样。

山东的冷是刀，刮在脸上生疼，进屋烤烤火就活了。

上海的冷是水，慢慢渗进棉袄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戴伟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上翻了翻，还是冷，可心里是热的，热得他坐不住。

前面就是上海了。有人在车厢里说了一句。

整节车厢

地一下醒过来。有人爬起来扒窗户，有人手忙脚乱地捆行李，有人对着小镜子抹头发。

戴伟也站起来，膝盖

地响了一声。

他的喉咙发紧。他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人，他当过公社的报道员，跟着拖拉机去过县城，跟着地委的车去过地区。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去复旦。

火车进站，汽笛拉得又长又尖。

人潮从车厢里涌出去，又被站台上的人潮顶回来。

戴伟背着包，被人推着往前走，脚底下的解放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他从来没听过这么密的脚步声。几千个人同时走路，那声音像下大雨。

接新生的车停在外头。戴伟刚把脚踩到车门踏板上，还没来得及往下看——咚！咚！咚！锣鼓声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声音不是敲出来的，是泼出来的。

一面大鼓，两面铜锣，还有几副小镲，敲得人耳朵嗡嗡响，胸口发麻。

戴伟一愣，脚就停在半空。紧接着哗啦啦一群人扑上来，伸手就抢他背上的包。

同学！同学！哪儿的？行李给我，我给你扛！中文系的吧？中文系在这边！路上累不累？饿不饿？

戴伟被七八只手同时按着，愣是没敢动。

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瞬间：那些脸，一张一张全凑在他眼前，红扑扑的，冒着热气，笑起来连眼角的细纹都在抖。那种红不是晒出来的，是血往上涌的红，是高兴得憋不住的红。他一路憋着的那口气，地散了。

他被裹着往前走。锣鼓在前头开路，人在旁边挤。

我们的学校——一个梳麻花辫的女生拖着长腔喊，欢迎新同学——后头一群人跟着哈哈大笑。

戴伟只能偷眼打量。

校园里到处是红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入学，一条一条挂在梧桐树杈上，风一吹，横幅鼓起来，像一串红色的帆。

满地都是蓝灰卡其布的中山装，上衣四个口袋，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那颗。

女生大多是齐耳短发，或者两条麻花辫，辫梢上扎着素色的橡皮筋。

没有一件花衣裳，没有一条裙子。可就是这样，戴伟忽然觉得，这地方比过年还热闹。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早上还在火车上，心里凉得像块冻土。

这会儿，校园里那些笑脸、那些敲不完的锣鼓、那些同学同学的喊声，把他心里那个空落落的大窟窿，一点一点填上了。异乡，也不过是远在异地的新家。

戴伟笑了。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这一届的接新生，搞得这么泼天。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

当时的《文汇报》上有一句话，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说上海已经成为埋葬那一小撮人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

报纸上的话，戴伟在公社的广播里听过。

他当时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把秧苗，听见大喇叭里念这一段，忽然手一抖，秧苗上的泥水滴到了裤腿上。他没擦。他站在田里，望着那个挂在电线杆上的黑喇叭，望着望着，眼睛就酸了。

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这是他在校园里才真切摸到的东西。这里的春天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从人脸上长出来的。

报到的地方在中文系。

中文系在一座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

楼不高，藏在树阴里，走三步才看得见一角檐，走五步它又不见了。

楼前是一大片草坪，草还没绿透，黄一块青一块。

草坪对面隔着老远，是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戴伟站在楼下，仰起脖子，看了很久。

后来他才知道，这小楼叫弈柱堂。这名字听着就让人不敢乱踩。再后来他还知道，这楼里走过的人，他都在课本上见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从这儿走过去。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也从这儿走过去。

戴伟当时不知道。他只觉得这楼里的空气不一样，比外头沉。他站在台阶

他怕自己配不上这地方。

这个念头像一根细针，从那一刻起扎进了他脑子里。很多年后，那根针还在。

宿舍在四号楼。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的围墙。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

响。戴伟爬到三楼，头上已经出了汗。

他推开门。屋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屋里乱哄哄的，床上摊着被褥，地上摞着木箱，一个搪瓷缸搁在脸盆边上

一声。

见他进门，所有脑袋一起转过来。

来啦？哪儿的？路上几天？

戴伟把包放到床板上，笑着回话。就在这时候，门又开了。进来一个人。

四十来岁的长相，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挂着笑，那种笑很稳，很和气，很。

他一进门就嘘寒问暖：这位同学路上辛苦吧？被褥领了没有？有困难尽管提，不要客气。

戴伟心里一暖：这老师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赶紧站直了，恭恭敬敬叫了一声。

那人笑眯眯地点了个头，没否认。

然后他拍了拍手，说了一通新生注意事项，条理清楚，口气老练。

戴伟听得认真，还在心里记：这位老师是老资格。

门外忽然有人探进半个脑袋，喊了一声：黄有土，系里叫你——

满屋子的人

地笑了。

戴伟的脸

地一下烧起来。

那位，是上海本地同学黄有土。

他是他们班的临时班长。

黄有土也不恼。

他拍拍戴伟的肩膀，笑着说：别叫老师了，我比你大几岁，叫老黄。戴伟红着脸点头。一屋子的人都笑，笑里没有恶意，都是那种我们才第一天认识的松快。

戴伟后来跟人说，那天他最佩服黄有土一句话。

有人问黄有土：你装得那么像，怎么装得住？黄有土说：我要是不先热起来，这屋子三十几号人，谁先开口？

那一年，谁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谁心里都揣着一点儿慌。黄有土是第一个把屋子捂热的人。

激动劲没过，老乡就找上门了。

一个高个子从走廊里喊：山东来的有没？泰安的有没有？戴伟举手。那人一步跨进屋，把他胳膊一搂：走走走，带你转转！

戴伟跟着他出了楼。风一吹，脑子清醒了。

先到毛主席像前。戴伟抬头。

老人家背着手站在那儿，目光望向远处。广场上一片安静。

有个新生站在底下看，看着看着，抬手把帽子摘了。戴伟也把帽子摘了。

再往前走，到了物理系楼前。

红砖房子，墙是红的，砖缝里长着青苔，稳稳地立在那儿，那种气派不是装饰出来的，是从骨头里出来的。这楼盖了有些年头了。老乡说。戴伟点头。

再往前走，是一条主干道。路两边全是大纸报。

长长的，一层糊一层，字写得又大又狠。

戴伟站住脚。

一边是揭批上海那个叫孙悟空的造反组织的。紧挨着的是批判张春桥女儿的。纸角被风吹得翻过来又贴回去，啪、啪地响。

围在那里的人不少，指指点点。

有人读出声来。有人读到一半就不读了，摇了摇头走开。

戴伟也跟着看。看着看着，胃里忽然一沉。

他想起了三年前，公社食堂门口那一张大字报。

上面有他的名字。名字上被人用红笔打了个叉。打叉的人他认识，是和他一起放牛长大的一个后生。

那一年，他站在那张纸前面，站了整整两个钟头。

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背后走过，有人小声说一句，有人什么也不说。他一直没敢回头。

发什么愣？老乡拍了他一下。

戴伟

了一声，把眼睛从纸上收回来。没事，风大。老乡信了，拉着他又往前走。

那一年复旦的校园里，这样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在继续。平反的消息也一条一条往外冒。大批的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老舍的书可以讲了。艾青的诗可以讲了。很多在四人帮时期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一件一件地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这些事，戴伟是在后来的课堂上一件一件听来的。他每听一件，心里就

一下。整个社会像是一艘大得没边的巨轮，身上零件比星星还多。它要掉头。它掉头的时候特别慢，特别费劲，每一颗铆钉都在响。船上的人能感觉到什么？

颠簸。眩晕。还有那种忍都忍不住的疼。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四号楼灯火通明。一个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桌子不够，许多人靠墙站着。

那个后来被叫做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五十五个人，基本上到齐了。

五十五个人。

五湖四海。

江西来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

他一进门就被人让到中间坐。

他也不客气，坐下，两条腿一岔，大衣下摆往两边一甩。

举手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

他一开口：这个，那个，嗯……话说到一半要停一下，停的时候眼睛往两边扫一圈。不到三天，全系都叫他老干部。

戴伟后来说，老干部那三个

字，用得比标点还准。一句话里加三个，事情就重了三分。

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领子两边挂着两面红旗。

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

他很少说话，眼睛一直垂着，像在心里改稿子。

后来学校里办校刊，一期一期登他的诗。

他的诗里有一句，戴伟至今记得：我们的手上有老茧，我们的心里有火。

贵州来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

那把小提琴用蓝布包着，背在身上，看着有点滑稽。

他进门的时候，一屋子人都盯着那个蓝布包。

有人好心提醒：同学，这楼里没人会拉。曹顺庆说：我会。后来他成了学界名人。他的学生多得数不过来。

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那天最风光的一个。

她是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的。

那天，全图书馆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

她坐在车斗中间，两边是同事，前面挂着红花。一路开进校门。那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

这个名额给她，是因为她文化底子好，也是因为她人缘好。

可她接这个名额之前，做过一件让全图书馆都炸了锅的事。

她放弃了同龄人当时相当高的工资。

那时候，图书馆一个月的钱，比大学助学金高出不少。

有人劝她：你图啥？姚国雄就说了一句：我想读书。

那天戴伟在教室里看着她，看她笑着跟人打招呼，看她眼睛里的光。

他心里想的是四个字——光荣与梦想。

那四个字，他从报纸上抄下来过，抄在一张草纸上，夹在笔记本里。

他带来的那个帆布包最底层，就是那张草纸。

丹巴也来了。

丹巴一进门就笑。

他个子不高，脸黑黑的，走路带点跳，肩膀一耸一耸，好像随时要翻个跟头。

他一坐下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说话。

说他们那边的山，说他们那边的雪，说他一路上怎么晕车。

说得手舞足蹈，一屋子人都被他逗笑了。

丹巴知道自己能来读大学，太幸运了。

他心里明白，比谁都明白。

所以他笑。他把笑挂在脸上，像挂一面旗。

可是，他高兴了没多久。

大家轮流介绍。

轮到戴伟，他站起来，先咳了一声。我叫戴伟，山东泰安来的，在公社做过报道员。一紧张，他把报道员三个字念成了报道员儿。

山东口音太重，那个翘舌音一下就滑下去了。

屋里静了一秒。

然后有人笑出声。

笑声不大，是那种憋不住的笑。

戴伟的脸从脖子往上红，红到耳朵尖。

他坐下去，手放在膝盖上，捏得死紧。

黄有土站起来给他解围：山东话好听，以后让他念稿子。又是哄堂大笑。

戴伟抬了下头，看见黄有土朝他眨了下眼。

那一晚他一直没说话。他在心里骂自己：戴伟，你个土包子，你在这屋里有啥可说的？

可他没想到，半年之后，正是这口山东话，让他在大字报栏前站着念了一整篇文章，念得半条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听。

开学典礼之后，第一堂课来了。

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

那天早上，有人比平时早起了半个钟头。

有人把衣领重新熨过。有人趴在课桌上，用手掌一遍一遍把桌面擦干净。

第一次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

戴伟也是。他坐下来，把笔记本摊开，把笔帽用牙咬开。

他把每一件事都准备得妥妥当当。

只有丹巴紧张得不得了。他坐在戴伟后头，一直在转手里的笔。转着转着笔掉在地上，一声。他弯腰去捡，抬头的时候，老师已经开始讲了。

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

老师讲得很好。

他一句废话不说，上去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词。

写完转身，一开口就往下接，像滚水冲出壶嘴，一点磕绊都没有。

他讲什么抓细节，讲怎么少形容词多动词，讲一个人扫地要从哪儿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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